为杜甫"晚节渐于诗律细"进一解

历来论及杜诗法度时,多由"晚节渐于诗律细"衍生、阐发,释"诗律"为"诗法",更视其为杜甫自白诗法渐工的重要依据。然做如此解,该句作为文本有机组成部分却罕有能圆融贯通整个诗篇者。杜甫惯凭赋诗、饮酒以遣兴,《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是诗人凭诗不足遣兴辄取之于酒的产物。"诗律"即"诗格",指诗歌的格调气韵。"晚节渐于诗律细"乃谓晚年自觉诗作格调气韵渐趋衰敝,具体表现为写作频率的密集、诗歌题材的琐细、诗歌意象的衰飒。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诗”与“思”的印象和阐释——伍尔夫、布鲁姆对乔叟的观照

在伍尔夫的文学批评随笔中,乔叟是诗人,有着杰出的说书人天赋,其作品有着惊人的多样性和偏偏的力量。在布鲁姆的著作和评论中,乔叟是具有宏大意识的大诗人,创造了英语世界中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人物形象,“是莎士比亚的伟大源泉”。伍尔夫和布鲁姆的批评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伍尔夫是作家,其文学批评是印象批评,其随笔以感性的直觉印象方式,写出了乔叟的天赋和诗人魔力;布鲁姆是文学理论家和有天赋的批评家,其文章以充满激情的思辨和活力充沛的诠释,写出了乔叟作品何以是经典,何以是伟大史诗。伍尔夫和布鲁姆关于乔叟及其作品的印象与阐释,本质上也是“诗”与“思”的对话。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苏轼佚诗辨伪

本文通过对《苏轼诗集》和《全宋诗&#183;苏轼诗集》中的苏轼佚诗《秋日寄友人》进行考辨,认为此首诗歌不是苏轼的佚诗,应是北宋初期张泳所作。另外．考察发现吴宗海先生所辑佚的《苏轼佚诗三首》都已收入《苏轼诗集》,仅是诗题不同而已,属于重复辑佚。     

任渊《山谷诗集注》与宋代年谱学

受宋代史学界编年史书与文人年谱编纂之风大盛的影响,任渊在《山谷诗集注》中将黄庭坚的年谱列于诗注正文之前。任渊所作黄庭坚年谱,除遵循传统,将黄庭坚的生平事迹系入各年的条目之下之外,还创造性地把作品年代可考者,则依次列于各年事迹之后,将诗歌编年与年谱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诗。受其影响,其后宋代诗注纷纷采取类似做法。黄庭坚裔孙黄 所作的《山谷年谱》,也从任谱中吸收了合理成果,并加以改进。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其七十九探微

阮籍《咏怀》诗其五十六和其七十九,历来无确定之解释。事实上,只要从诗歌所用典故入手,结合阮籍思想与所处时代进行疏证,就可得出结论:其五十六是阮籍回应谗佞之人猜疑与责难的作品,其七十九是悼念嵇康之作。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从废韵到复韵--戴望舒创作的否定之否定

学术的生命在于百家争鸣.要解决新诗形式的理论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展开讨论.吕进先生说"有如散文的基础是内容,诗的基础是形式."[1]没有诗的形式,也就没有了诗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新诗多数不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成形.因此,如何认识新诗的形式问题便成了发展新诗的矛盾焦点.丁鲁认为,片面发展自由诗的中国新诗,正处于迷茫的困境之中.其根源主要在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因此,当前新诗一切问题的突破口,就在于加强格律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出路.黄淮、周仲器认为,格律诗中的"自律体"与"共律体"具有不同的艺术特征,前者是"一诗一律",后者是"千篇一律"."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矛盾运动是中国格律诗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下新格律诗的"自律体"与"共律体"的继续创新并互动演变,必将迎来中国诗歌形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实现中国诗歌的真正复兴.万龙生认为,戴望舒对于诗中的音乐性曾经有过偏颇、极端的认识,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予以贯彻;但是,他后来对那种意见作了修正,并且在创作中实现了向音韵的回归.这一过程,证明了音韵的魅力以及音韵对于诗的重要意义.     

略论七月诗派形成、发展、消亡的历程

七月诗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应运而生．它继承并发展了新诗现实主义的传统，一反过去静观欣赏的习惯，停止了牧歌与哀曲，而高唱起抗日的战歌，表明了诗歌发展方向的共同趋势．七月诗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胡风做了许多组织、引导工作．他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始终不渝地坚持办刊物、出版诗集，善于发现、培养文学新人．艾青的诗作对七月诗派的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是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最多的诗人．艾青的诗融象征主义于现实主义之中，追求意象美、散文美，反映时代精神、民族意识，具有凝重阔大的诗风．七月诗派的历史，可划为三个时期，一是《七月》时期，七月诗派业已形成，且呈兴旺发达之势；二是《七月》停刊，进入《七月诗丛》第一辑时期，七月诗派在苦斗中巩固，在困难中韧战；三是《希望》创刊，七月诗派步入变异或，诗作以暴露国统区黑暗与人民的苦难为主，诗风也变得沉郁、冷峭。四十年代末期，胡风及其理论受到了某种误解与曲解，七月诗派的创作逐渐冷落，七月诗人所办的刊物也相继停办．七月诗派具有人数多、活动时间长、覆盖的地域宽广、强调诗作与诗论并重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