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乐志》大宴仪系年考辨

大宴仪是宋代礼乐制度的盛典,但《宋史》对大宴仪的时代编排较为混乱,以致后人在引用大宴仪以佐证重大文学现象与文化现象时产生种种误解,如薛砺若《宋词通论》、刘毓盘《词史》就误把《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当作仁宗朝的仪制,用以阐释宋大曲体制及宋词繁荣的原因.据考证,《宋史·乐志》十七所载大宴仪非仁宗朝的实际情况,而是徽宗崇宁二年(1103)以前天宁节(徽宗"圣节")的仪制.但徽宗崇宁二年以前的大宴仪实际仍是由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年间(1076-1085)因改革旧制(如用"小儿队"取代两军妓乐,枢密使等官员及宗室预座诸项制度改革)而创立,并用于神、哲、徽三朝,迄徽宗大观三年(1109)因新大宴仪的出世才罢用.所以,《宋史·乐志》十七所见大宴仪的应用时段,最早不先于神宗熙宁九年、元丰元年,最迟不后于徽宗大观三年.     

汉代宴飨之风与汉人审美追求

汉代宴飨之风盛行,是达官贵人们穷奢极欲、淫乐恣肆的享乐生活的突出反映,也是汉人整体饮食水平的一种表现,更体现出汉时人们的审美追求。以食材的丰富,饮食种类的多样,美味(味觉追求),食器(视觉追求),乐舞,游戏(审美追求)六方面而论,汉代饮食文化以汉代农业经济高度发达为基础,既张扬着汉代人极富生活气息的现实理想,也表明汉代人对全面的感官享受的审美追求。     

试论葛兰言中国研究的比较方法

本文基于法国学者葛兰言的中国研究文本,具体介绍其研究中比较方法的应用,探讨其对于中国研究和人类文明发展研究的贡献。葛兰言从社会节奏、社会发生和婚姻联盟等角度对先秦中国人与古日耳曼人、北美印第安人、古阿拉伯人进行对比。他从广泛的比较研究当中确定早期文明社会共通的总体特征,弥补了中国早期研究资料的不足,发现先秦中国文本的社会学意涵,为人类文明发展研究提供了中国史的材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