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境界说的道儒思想辨析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理论主要是从道家和儒家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具体地说,他所倡导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主要是道家的,他所倡导的次高境界即道德境界主要是儒家的。有鉴于此,笔者极不赞同把冯友兰归入新儒家,因为,与其把他归入新儒家,还不如把他归入新道家,既然他最为推崇的东西是道家的。当然,较为公允的提法应是：冯友兰先生是一位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各家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家     

《玉篇》部首说略

《玉篇》部首系统承《说文》而有改易：《说文》“据形系联”;《玉篇》“以义类聚”。《玉篇》对《说文》５４０部进行删并、增补：删并１１部,增补１３部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体物”说

“体物”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却又被忽略的重要命题。它与“感物”之说有密切的联系,却又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二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展示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不同趋向。“感物”说着眼于客观外物对创作主体心灵的触引感发,引起创作冲动。而“体物”说则侧重于艺术传达过程。它更注重的是对客观外物形貌的描绘予摹写。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加进了审美体验论的某些内涵。“体物”说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递嬗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本文即对“体物”说的内涵及其发展作初步的探索。一“体物”说最早见于陆…     

胡适情愿妻管严

【正】风流名士1960年7月17日的台湾《新闻天地》上有块豆腐干小文:《胡适博士有两名女秘书》,原来,新闻界采访胡适,都不能获得第一手消息,因为胡现有两名拥有特权的女新闻秘书:一是《中央日报》女记者李     

“联系说”视角下商标俗称抢注案的法律思考

商标权的客体为相关公众所认知的商标与商标所标识的商品或服务之间的联系,以此为基础可以认定商标俗称的抢注构成对商标权的侵犯,同时,商标俗称可以被认定为近似商标的一种形式,从而适用《商标法》第52条的规定。此外,在商标俗称的问题上,不能适用法律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     

时代的“酵母”——普雷沃与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的建构

普雷沃对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说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1768年,他因揭发《饥荒协定》锒铛入狱,形成了关于饥荒阴谋说的一套完整的看法。大革命爆发后,普雷沃走出监狱,在革命文化的熏陶下,他对饥荒阴谋说进行加工、再造。此外,他还锲而不舍地向革命政府申请经济补偿,并将前任财政总监拉韦尔迪送上断头台,促使饥荒阴谋说得到最高革命权威的认可。普雷沃在饥荒阴谋说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表明,小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发挥时代酵母的作用,在时代大叙事和人生小故事的交融中推动革命的发展。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论黄庭坚对庾信诗赋的接受

黄庭坚是宋代伟大的诗家,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对庾信诗赋的接受,主要体现在:黄庭坚将庾信作为忧愁诗人的典范,肯定庾信的乡关之思,以之为凌云健笔文风质素,他常自比庾信,阐扬庾信哀愁精神;黄庭坚承传了庾信抒写性灵思想,在创作上主张吟咏情性,通过书写净化苦闷心灵,释放人生怨愤,调和社会矛盾,做到哀而不怨;黄庭坚自觉论析和实践庾信诗法技艺,将庾信诗赋定位为不使句弱不使语俗,肯定庾信诗赋清新气韵深稳有趣,篇章可为楷式,创作时不少字、语词、句式乃至意象、典实等均从庾信处继承和袭用,并在庾信诗文的基础上,通过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方式,变化生新。     

略论王士祯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兼论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诗人和诗学家,他倡举的“神韵”说在传统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因为对“神韵”范畴界定的差异,“神韵”说在诗坛中引起极大关注,褒贬抑扬,仁智各见。他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应是一个关注重点。从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出发,结合王氏诗歌创作重新审视“神韵”内涵,可以明确王士祯的宋诗观不仅是神韵说的相承,更是对其的发展。     

论常任侠的东方艺术史观

常任侠在毕生的艺术史研究中提出了"劳动创造艺术"和"巫舞同源说"两个著名命题。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从中国美术史、中国乐舞史和中外艺术交流史三个维度展开,将艺术交流与文物考古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借助现代考古学方法和艺术比较研究来建构东方艺术史的图景。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开拓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奠定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对中国当代的东方艺术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作为珍贵的艺术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东方艺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方艺术史奠定了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