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缺省与翻译策略--以《阿Q正传》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为例

文化缺省指的是同一文化背景的人在交际过程中被双方作为共享而省略的文化背景知识.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可避免要面对如何跨越文化缺省的问题.本文以<阿Q正传>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为例,归纳两位译者针对文化缺省常用的几种翻译策略,并据此对翻译的文化含义和实践作评析.     

无法认同的身份——阿Q是一个民族主义形象吗?

鲁迅在改造国民性思想影响下创作了<阿Q正传>,作为现代性焦虑的产物,阿Q形象被作者赋予了批判落后民族性,建立中华民族现代民族意识的重要历史使命.<阿Q正传>在对中国农民作虚假想象的同时建构了知识精英启蒙主体身份,因此,在其诞生不久就受到革命话语的极力抵制.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却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国民族主义形象,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所无法认同.     

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论《阿Q正传》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对精神胜利法的否定反映出知识分子对改造国民精神工程的怀疑与动摇,体现出启蒙落潮后的精神危机。鲁迅用小说的方式回应这场精神危机,他让本无闻乡间的阿Q成为一时瞩目的被砍头者,然而对阿Q“假革命”的揭示也预示了知识分子继续寻求“真出路”的努力。对出路的重新探索彰显了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的精神到精神的自我改造的心向转变,也体现出中国思想界从启蒙主义的自我认识过渡到富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干预阶段转向。主题的变化导致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改变,鲁迅用精神胜利法的概括性弥合启蒙与被启蒙的界限,故而削弱了“看与被看”的平衡结构;为凸显对寻求出路的渴望,营造出“打破团圆”的召唤结构。《阿Q正传》发表百年之际,回顾知识分子从“改造国民精神”到“精神自我改造”的变化轨迹,不仅有助于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思想界的变动,也有助于今天人文精神的复归。     

试论云南阿嵯耶观音形象

云南密宗阿嵯耶观音的形象来源历来颇受人们关注,但由于人们对云南密宗认知的差异,对阿嵯耶观音的理解也不相同、对其形象的解释也不同.就阿嵯耶来说,是见于云南佛教密宗诸神中唯一与其他密宗不同的神,而且在中国佛教的神祗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此神的形象具有大理白族的面相;此神的出现,与南诏、大理国君主要获得应有的国家地位有很大关系.     

罗斯柴尔德夫人：幸运比聪明更重要

琳·佛瑞斯特拥有豪门应有的素质,低调、毫不张扬,对于邓文迪事件,她强调女人永远不要为了钱结婚。 北京春未的又一个雾霾天里,四季酒店26层的行政酒廊,和琳·佛瑞斯特·罗斯柴尔德夫人聊起了邓文迪。罗斯柴尔德夫人和丈夫大琳·罗斯柴尔德爵士与默多克有着多年交情,跟邓文迪在纽约上东区的社交圈子里低头不见抬头见。     

语言象似性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以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阿Q正传》为例

从篇章象似性的视角出发,考察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阿Q正传》英译本中两类对称象似性——重复和排比的处理方法。通过对比分析,品评不同处理方式的得失,指出翻译过程中应做到形式对等,尽可能地再现原文中具有表现意义的象似性,以实现译文与原文“形神皆似”。     

一篙打倒一船人

爱出夸张之词,好为惊人之语,向为自大文人通病,他们下结论、发宏义时,往往不讲逻辑、理性,不分青红皂白,一篙打倒一船人。民国初期,很有一批文化名人热衷批判国人劣根性。胡适的《差不多先生》,讽刺国人做事马马虎虎;鲁迅的《阿Q正传》,批判了精神胜利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李宗吾的《厚黑学》,揭批了脸皮厚心肠黑的流氓哲学;傅斯年的《中国狗和中国人》,更是痛斥国人缺乏责任心,＂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英译的空缺——从尼采的超人学说对鲁迅的影响谈起

从鲁迅的文化背景出发,揭示《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中受尼采影响的部分,及其在英译中的空缺,提出英译时应特别注意鲁迅作品中的隐含意义,用加注及参考尼采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英文版的方法完全传达鲁迅的本意。     

论文化翻译策略的选择

归化、异化之争由来已久,目前翻译界尚未达成一致共识。本文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为原本,比较了归化、异化策略下不同译本在策略和方法上的异同。通过对比研究,笔者认为由于译者的目的各异,导致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异同,二者不存在优劣之分,译者必须充分灵活地利用,才能有效地服务于译者的初衷。     

从改写理论看《阿Q正传》四个英译本对比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自面世之日起,以其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独特的叙事风格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赞扬和喜爱,而其英译本的研究更是长期为学术界所关注,研究成果屡见不鲜。本文运用改写理论,通过对《阿Q正传》四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探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活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