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国民性透视的文本阐释——以阿Q、奥勃洛摩夫为例

阿Q与奥勃洛摩夫作为鲁迅与冈察洛夫笔下中、俄国民性的代表,分别体现了他们对各自民族国民性的不同思考.阿Q与奥勃洛摩夫的集体无意识深处都有"理想在不撄"的因素存在,因此,中、俄国民在性格上也就具有了惰性、麻木、沉迷于幻想和精神上受奴役的共性.而且,他们又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所以他们在性格特征上又具有了显著的差异.     

历史不了情:阿Q精神话题的“当代性”

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行进途中 ,阿Q作为被改造的“国民性”的一种文化原型 ,被不断地读解、模仿、再创造 ,透发着延绵不断的“当代性”信息。第一个十年中以文学研究会乡土作家群的作品为代表 ,其阿Q相多系对阿Q原型的不断补充和反复昭示。 3 0年代的老舍、巴金、张天翼等塑造的多系市民阿Q ,为阿Q精神话题开拓了新的疆域。抗战时期在姚雪垠、老舍、路翎笔下出现的阿Q多有觉醒的契机 ,但深入骨髓的文化惰性仍然扼住了他们的新的人格的形成。高晓声、林礼明、刘震云等新时期作家笔下的阿Q则多带有“阔起来”和“爬上去”的特点 ,为国民性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     

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阿尔弗莱德·韦伯的"历史内在结构论"述评

阿尔弗莱德·韦伯以他的"历史内在结构论"在"文化形态学"领域独树一帜.按照他的理论,对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分析与考察应分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三个层面.社会过程是人类和民族历史的外在显示,如同人的身体;文明过程是人类历史得以延续的动力,如同人的营养;文化过程是各历史体的本质属性,如同人的基因.文明过程和文化运动在"创造"或"发现"、普遍性和排他性、累积性和一次性、合目的性和无目的性等四方面存在差异.阿尔弗莱德·韦伯的这一理论对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化和文明的含义,克服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区域文明观,认真审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建立全球史观,均具有启发意义.     

吐谷浑谓“阿柴虏”质疑

本文通过对吐谷浑谓"阿柴虏"的考证,认为吐谷浑迁至西北被称"阿柴虏"是西北土著羌人对其的一种蔑称,这与吐谷浑吃狗肉的习俗有关。     

论西方传媒在中阿合作中的阻障作用

在西方传媒的霸权语境中,中国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分别被臆造为"红祸"与"绿祸",尤其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9·11"事件的爆发,西方传媒不但借"人权"来贬损中国形象,而且借"反恐"来诋毁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东、西方传媒失衡的发展现状所产生的迥异传媒影响力,最终导致了西方传媒语境中文化帝国主义的畅行无阻,严重阻碍了中阿之间的正常交流与深入合作.因此,中阿双方政府应高度重视软国力,加强对外宣传力度;两国传媒应更加专业化,力争早日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关中阿问题的研究应更加务实,力争使研究和传媒达到互动,最终促成中阿双方的实质性合作.     

简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

从阿Q相的国内外普遍性，阿Q“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精神胜利法”的历史文化、社会根源等方面可以看出，阿Q“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特征，具有普遍性。     

《阿Q正传》与《祝福》的整合意义

鲁迅小说的代表作<阿Q正传>和<祝福>的一个重要文学成就表现为两者是完美的合璧之作.小说中的主人公阿Q与祥林嫂分别是封建社会男性民众和女性民众的代表人物,两者交相辉映,具有整合封建社会民众生存状态本质和民众国民性本质的意义,开掘出鲁迅小说社会批判的深刻内涵.     

近似荒诞而非荒诞──关于《阿Q正传》的美学形态新探

近代美学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范畴均不能全面概括《阿Ｑ正传》美学形态的基本特征。本文通过概括地分析、比较《阿Ｑ正传》与西方现代派艺术在美学上的异同，指出《阿Ｑ正传》所表现的美，既不完全属于近代美学范畴，也不完全属于现代美学范畴，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     

阿Q们和阿Q们的根

中国现代文学画廊里有一个阿Ｑ形象系列，这个系列表现了盲目自大打肿脸充胖子、抬高身价拉大旗作虎皮、显现能为以博众誉求精神上的胜利。从美学的角度审视，具有“愚乐”的特质，还有因思维反常引起的讪笑。精神胜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它生存的土壤，它是扭曲了的传统思想的产物。     

犹太复国主义与以阿关系

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同早期的犹太宗教文化存在各种内在联系。它不仅容纳了不同的犹太思想流派,而且赋予犹太教中的返乡复国以时代内涵,借此实现了古老弥赛亚观念的现代复活。以色列诞生后,犹太多数派中的强硬思潮长期影响着以色列的国家发展朝向和以阿关系,并且规范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走向。冷战结束催生的批判性的后犹太复国主义新思潮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价值观构成了潜在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