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卢姆与阿Q:狂欢世界的英雄

本文运用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从文化学角度分析乔依斯和鲁迅笔下的两个人物:阿Q与布卢姆,指出他们形象的怪诞源自于对狂欢文化的继承.本文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这两个人物身上的狂欢化特点:艺术主题,人物形象,文体和修辞.两作者继承了拉伯雷的写作方法,选取反英雄的小人物,也发展了小说这种创作形式,把日常生活写得如同历史和史诗.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按藏史载,吐蕃汉印“法诤”后,汉地禅宗败北并被逐出吐蕃,但敦煌藏文禅宗文献表明,至少吐蕃后期,禅宗不仅在活动,还发展出一条藏人的禅宗传承———善知识传承。如何解释史料与史实间的矛盾?吐蕃时期禅宗传承是怎样一种发展样态?禅宗传承的活动区域在哪里?这些问题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认为吐蕃禅宗传承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藏语称作″玛域″(青海东部之黄河流域),即吐蕃时期称作″宗哥″(讼割)的地方,10世纪以后,该地遂成为后弘期下路弘法传承的策源地。吐蕃禅宗的传播与摩诃衍相关,其弟子虚空藏及再传弟子益西央是吐蕃禅宗系统建设中的重要人物。     

启蒙·人道·信仰——从鲁迅到余华再到辛格小说中的“三愚”

本文对比解读鲁迅《阿Q正传》、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和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指出三位作家创作三位愚者形象背后不同的理念、心态，剖析了鲁迅的启蒙意识、余华的人道意识和辛格的信仰意识，并在不同价值体系间进行比较和相互阐发，对原作有了进一步理解和洞察。     

阿Q、“狂人”与彼列多诺夫——鲁迅与索洛古勃比较研究之三

鲁迅与索洛古勃是敢于对自己民族＂刨根论劣＂的伟大作家,他们塑造了反映本民族劣根性的典型性格：阿Q与彼列多诺夫。两者有许多共性：明显的精神胜利倾向;愚昧无知,信守正统;强烈的自愿为奴意识;毫无特操;卑怯;盲目地崇尚暴力。两者的差异也表现在诸多方面,主要是一为＂卑怯的‘末人’＂,一为＂卑劣的小鬼＂。同时,鲁迅的＂狂人＂与彼列多诺夫也有明显的可比性：都是被迫害狂,但彼列多诺夫同时又是迫害狂。＂吃人＂与＂告密＂是《狂人日记》与《卑劣的小鬼》两部作品的关键词,也是两个对应的意象,它们包孕着甚为深刻的文化内容;同时两作又都深蕴着＂救救孩子＂的深意。两位作家在用多种创作方法塑造民族的典型性格时,都给与人物的生成环境以充分的描写,从民族性格的否定性出发,进而彻底否定了性格的生成环境,从而昭示出未来革命的必然性乃至暴烈性,尽管鲁迅写的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索洛古勃是在以后的《创造的传奇》中更为全面地预言了革命。     

论“阿拉伯之春”运动对中阿合作论坛的影响及应对

2004年成立的中阿合作论坛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沟通的重要平台,其创造性地构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新范式。中阿合作论坛成立10多年来为中阿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各方面交往的深入发展,中阿合作论坛的相关机制在某些方面已无法满足双方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以来,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权力结构面临的重组,域外国家如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加强,中国与伊郎、以色列外交关系的处理,对中阿关系和中阿合作论坛的进一步发展均产生了严峻挑战。有挑战就有机遇,有必要理清当今阿拉伯世界格局,适时调整相关外交政策,抓住机遇推动中阿合作论坛向更高水平的合作模式演变。为此,首先,应将国际法作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不仅自己的行为要符合国际法,而且还要倡导用国际法来解决双边或地区热点问题;其次,应确定对阿外交的重点国家和区域,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交往;再次,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坚持国际正义;最后,在对阿关系中要进行全面交流,不应仅限于政府间对话。当前,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完善中阿合作机制：一是提高中阿合作水平;二是借鉴国外相关经验;三是重视人文交流,加强软实力建设。     

基于翻译动态对等理论分析《阿Q正传》英俄译本中的文化差异

翻译动态对等理论认为,翻译不是语言的对等,而是语言功能的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主张为了表达原文的意思脱离形式的束缚。由于文字产生的环境和读者的生存环境是翻译作品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同国度、语言之间通过翻译进行信息转换和传递时,势必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差异,包括对人的称谓、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在翻译中要想达到动态对等,就必须正视这种差异。     

《梵像卷》观音造像与大理国的信仰结构

<梵像卷>的画面整体排布和人物造型体现了大理国异于南诏时期的信仰格局,从中能够找寻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刻痕迹,尤其是观音造像,更是体现了明显的汉系特征.替代了蒙氏南诏国的大理国必定要改换门庭,重新打造主流的精神典范.大理国佛教文化形态的选择,同时与中原的示范效应密不可分.     

"清醒的疯狂"--《阿Q正传》与反讽艺术(一)

《阿Q正传》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反讽文本”。“阿Q”作为鲁迅独创的一个“小说化”的“反讽”文学符号,既是笑的对象,也是笑的主体,而且毫不犹豫地将讽喻笔触直接指向作者和读者自己;“阿Q文本”其基本的美学特征首先表现为———“清醒的疯狂”,并借以消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体系,由此为民族与文化“开出反省的道路”。     

论钦努阿·阿契贝和奇玛曼达·阿迪奇小说中的非洲故事传统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和奇玛曼达·阿迪奇是当代非洲作家中的翘楚。为复位非洲文化、重塑非洲形象,他们挖掘非洲民间故事的传统资源,以小说为载体表述当代非洲的现实和理想,带动了口头性与书写的创造性融合。本研究以两位作家的小说为分析文本,结合他们的创作思想和相关言论,分别对非洲故事传统意味什么,何为单一的故事,故事该如何讲述,以及故事进入当代文学有何意义四个问题做出回答,从而挖掘非洲故事传统的核心价值,揭示单一故事的实质和危害,探析故事叙事的基本特征,并论述这种创造性写作对于现代性,尤其是民族主义观念的改写。     

灌顶

灌顶原为古代印度帝王即位及立太子的一种仪式,国师以四大海之水灌其头顶,表示祝福。佛教密宗弟子入门、继承阿闍黎位,或是修密僧人在修密宗时必须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须先经上师以水灌洒头顶,灌表示诸佛的护念、慈悲,顶则代表佛行的崇高。灌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宗教仪式,也是每个相当层次的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