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与豪侠--燕赵人格精神探析

专题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河北人文精神进行了历史审视。张平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唤起河北人的文化自觉意识,必将对河北文化建设进而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内源性推动作用;梁世和认为,燕赵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了既追求圣贤之学又充溢豪侠之气的"圣贤-豪侠"人格,这一人格兼顾内圣与外王,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颇相契合;郝晏荣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化面临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燕赵人文精神呈疲惫与断层之势,并未完成历史自觉意识与社会理性观念的建构;冯小红和纪兴从人文精神与地域经济近代化的辩证关系入手,认为在近代河北高阳织布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当地独特的人文精神起了决定作用;樊孝东以传统知识分子史梦兰为个案,对其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囿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政教囹圄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动荡中,史梦兰弃仕归隐、闭门笃学既是个人的无奈,更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矛盾宿命。     

脱“土”入“洋”:近代“国货”概念的现代性内涵

自洋货开始在近代中国行销并占据市场优势地位后,与之相对的土货被认为需要通过仿造洋货加以改良,这种认识与民族主义思潮合流催生了“国货”概念。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机器工厂的普及,国货概念的核心逐渐偏向机器制品,着重以现代技术为规范。然而,因很多国货对外国资金、原料、技术等的依赖,加之城乡经济结构的失衡,国货代表的现代化路径一度遭遇质疑,因此有些人转而提倡限定为手工制品的土货,弃用与洋货难以分辨的国货。这些质疑源自城乡背离的危机,深刻体现了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困境,但未能撼动国货象征的工业化发展方向,且深化了国货与土货的分野,反向确认了国货为机器制品的概念。     

近代广东商业人群在广西的分布面及其梯度差考详——粤港商业经济对广西经济辐射研究之二

文章从中国近代史上城镇经济主体——商业经济的角度切入,运用各类历史资料,分区逐县地确证广东商业人群以及所造成的“无东不成市”格局在全广西的分布范围,并揭示其在广西不同地域的程度等差和梯度分布状态。从而,以原始的生活场景原生态地呈现出粤港澳地区对广西经济辐射由东而西逐步推进、由城市而圩市逐层次渗透的基本节奏和客观规律。     

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逐步形成法律思想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法文化、主张“以法治国”、批判“治外法权”、创设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构建女性话语权的生动实践——近代妇女报刊

自1898年近代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创刊至五四运动前的二十年间,我国共诞生了百余种妇女报刊,它们或由女性创办,或与女性生活休戚相关。以1898—1918年间出现的妇女报刊为对象,重点关注其在女性觉醒与独立方面的作用与地位。这些报纸的创刊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关注,见证了中国最早一批女性的觉醒,既促进了近代以来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又在改善社会风气、推动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近代妇女报刊的出现翻开我国妇女报刊事业的崭新一页,成为近代女性建立话语权的最初尝试与生动实践,在近代以来的妇女运动发展史和中国新闻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近十年西安事变研究述评

2006年是西安事变七十周年。这一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近十年来,学术界对西安事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本文收集、整理、研究近十年学术界的成果并加以述评,以纪念这一重大事件。一、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历来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十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趋全面和深入。学术界通说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决非张、杨两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尤其是中日民族…     

村上春树《天黑以后》中的黑暗隐喻

村上春树《天黑以后》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期作品.文本中的叙事者用电影镜头式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部夜幕下发生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社会问题"黑暗"事件,揭示了日本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深处潜伏的"黑暗性",进而对现代社会中面临的普遍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思考.本文主要以出场人物为线索,通过探讨他们面对这种无形的"恶"的态...     

中国近代私营企业社会网络的构建

本文在介绍社会网络对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意义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近代私营企业对其社会网络的构建,包括近代私营企业与政府及官僚的关系、与帮会的关系、与商会的关系、与客户的关系,以及宗族关系和乡土关系等,阐释了近代中国私营企业对特殊年代的特殊社会资源的充分运用。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记者与驻华外国记者联合创建了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万国报界俱乐部等常设性机构,合作方式明显改变。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和全国报界联合会相继组织赴日视察团,对外交往的规模逐渐拓展。此外,中国记者两度出席世界报界大会,进一步密切了与各国记者的联系。在与境外同行的交流中,中国记者不仅扩充识力,推动报业进步,还以国民代表自居,以促进邦交为已任,使其活动颇具国民外交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