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隐私的法律保护限度

基因信息和基因隐私的特殊性使得理论和实务界对基因隐私进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问题达成了共识,但仍需对法律保护的限度加以思考。从法理层面、法律层面和现实层面进行分析,可知:基因隐私的绝对保护缺乏法理依据并对立法带来巨大挑战,破坏法律的整体性;绝对保护将促成基因决定主义的再度盛行,有碍社会的整体进步。基因隐私的法律保护应遵循一定的限度,必须采取"小综合立法模式",从实体上完善例外情况的规定,在程序上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以达到对基因隐私有效且合理的保护。     

新历史小说叙事的限度与可能

新历史主义学说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对历史书写的权力性、文本性特征的发现,扮演了为正统历史"解魅"的角色,为历史反思和重写提供了逻辑铺垫和创作准备.中国新时期历史小说也在多个层面回应了这股思潮,以"小历史"、逸闻历史、权力缝隙中的历史等方式颠覆正统历史.但历史反思的限度也必须被纳入到思考当中.     

论后实践哲学的限度

后实践哲学是为着对实践哲学的补偏救弊而提出的。在后实践哲学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超验维度和经验维度的张力的存在是极其微弱的,既缺乏社会实践背景现实的有力铺垫,又部分地缺失了理论承接的维度。后实践哲学的限度体现在对马克思实践哲学价值定位的偏见,对实践哲学本土化本真面目部分的扭曲以及对实践哲学本土化历史、现实和未来三重向度衔接的漠视和浅见。     

解释论视野下的正当竞技行为之"必要限度"

正当竞技行为是一种独立的正当化事由类型.解释其"必要限度"时,从被害人承诺理论、正当业务行为理论和社会相当性理论出发,形成以法益衡量说和允许风险理论为中心的解释理论,得出"参赛运动员以取得优胜为目的,在竞技体育活动固有风险范围之内,实施能够达成基本竞技目的之最小侵害的竞技行为,并且追求的利益要高于损害的利益,至少在实现利益紧迫性上,追求的利益要高于损害的利益"之解释结论.     

田野工作的价值与限度

本文以人类学中的田野工作作为讨论的对象,从概念及其作为已经被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学科所借用的研究方法入手,认为田野工作在社会科学学术理论的验证及破除意识形态霸权方面有着其客观的应用价值。同时,本文还就其作为一种方法而具有的自身限度,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为主体的理解真实程度及田野的微观研究特色,与理论的整体理解取向之间的张力存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反思。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限度的哲学考察

任何事物都是有边界的条件性存在,只有在其所属的界限内,才会有功能的最大限度的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也不例外."属人技术"的本性,规定了技术要成为教育技术,富有人文价值和文化意义,必须有教育者从教育目标出发,根据教育对象和内容等实际合理地选择应用.现代教育技术通过直观的视觉符号覆盖丰富的意念心像、通过"合法偏见"的形式钝化人的创造力,这种"化繁为简"的功能特征决定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需要适时适度.最后,教学设计的结构的超稳定性,也与富有活力的课堂教学相冲突,一定意义上抹煞了教学活动的艺术魅力.     

社会契约的公式与主权的限度——论卢梭的主权理论

只有否定了强力本身的正当性,才能真正确立起人民主权论.因为在没有强力胁迫的地方,才会有自由的社会契约;而只有基于自由的社会契约行为,才会产生出基于所有契约者的共同意志的主权者.这种自由的社会契约遵循着一个公式:每个契约者在让渡出可让渡的普遍权利的同时,保留着一切不可让渡的普遍权利.这种不可让渡的普遍权利是每个契约者的一阶身份所先验拥有的,它先于主权者而高于主权;维护与捍卫这种绝对权利是每个主权者的首要使命.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合理性、内在限度及其价值依归

今天,人类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前夜,全球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关注生态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末以来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它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对于我们批判反思西方工业文明,获取建设生态文明启示上有着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它的合理性具有内在的限度。实际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孜孜以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其价值的依归。     

基层政府中的“留痕形式主义”行为：一个解释框架

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提出一个解释框架,对过度留痕的“形式主义”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地方层面上,在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格局下,下级政府要为上级政府发射信号来表明自己完成任务,从而为上级政府认可工作成效提供佐证,以规避政治风险。这一逻辑诱发了官员的“表面应对”行为;中央层面上,十八大之后中央权威急剧强化,各级政府强调落实,体制遂通过层层监督检查,传导压力来保证政策完成,然而受制于交易成本的约束,只能借助技术治理的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考核。又因为技术治理存在着自身的限度,导致宏观约束机制只能默许乃至鼓励“留痕形式主义”行为的出现。“形式主义”并不能看作是我们庞大体制中的“弊病”或者“顽疾”,而是政治体系在处理中央和基层两种治理逻辑的矛盾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表现,背后反映出政府围绕技术治理所展开的调试过程,表明政府内部正处于探索一条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可实现路径的尝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