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

一切政府权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但目前学界热衷于对权力运行的法律限度的研究,忽视了对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的研究。事实上,权力运行不仅仅是法学问题,也是伦理道德问题。权力受限的动因在于权力本身存在的道德悖论。从伦理学视角看,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性的,即权力必须为公民谋福利;另一方面是消极性的,即权力要防止被滥用和误用。权力运行只有遵循伦理限度,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类的至善力量。     

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作为表达思想的有效工具,语言与语言之间应当是可译的。但由于语言结构及文化上的差异,有时又不完全可译,甚至是不可译的。本文对翻译的可译性的限度的表现及其一些补救方法进行初步探讨,提示人们在翻译时要充分认识两种语言中可译性的限度,以便翻出好的译文。     

浅析蒙汉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从文化差异的角度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由于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翻译障碍即可译性限度问题是突出并值得深入探讨的.因此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通过对几个方面进行比较来说明可译性限度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解决好可译性限度问题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论钱锺书《诗可以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胡适、鲁迅、朱光潜等学者就共同认定:中国不但没有悲剧这种文体,也缺乏这种文体赖以存在的悲剧精神。钱锺书以《诗可以怨》作了一篇有力度的反潮流文章: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西方一样,都推崇一种悲剧精神。中国正宗的诗歌传统渗透着伤春悲秋的悲剧精神,而以小说、戏曲为主要文体的民间文学则弥漫着大团圆的乐观精神。《诗可以怨》阐发出中国正宗的文学理论显扬悲情的传统,纠正了认为整个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的看法的偏颇。但如以悲剧精神涵盖整个中国文学,无视中国的小说与戏曲文本几乎千篇一律的大团圆,忽略中国文化排斥悲喜情感片面分化的中和特征,也会陷入谬误。在这方面既表现出钱锺书理论合理性的限度,又显出胡适、鲁迅、朱光潜等人认为中国缺乏悲剧精神的合理性。     

政治哲学视域下少数人权利保护及其限度

“少数人”权利与“多数人”权利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哲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少数人权利保障问题是现代民主政治倡导的“多数至上原则”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不仅可以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发生,矫正“多数至上原则”,改进和完善民主制度,也有利于建立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少数人权利保护需要设定必要的限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最低限度,即保障少数人最基本的权利——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二是最高限度,即不损害多数人的正当权利,遵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     

浅析我国微博问政的兴起及其理性限度

微博作为当前最新的一种交流媒介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政府的行政方式,微博问政虽有着积极意义,但也必须理性客观对待,警惕微博问政流于形式、疏于责任、微博问政中的非理性行为发生及其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为了把握好微博问政的这些理性限度,提出政府应该转变执政理念、增强微博用户的道德自律意识、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国际民商事仲裁中的民间法适用

国际民商事仲裁的主要特征是当事人以合意确定适用于他们之间纠纷的程序和实体法律框架。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仲裁员可以直接适用适当的法律。由此可见,当事人选择和仲裁员的直接适用是民间法进入仲裁的途径。但是民间法在国际民商事仲裁中的适用不能违背所在国的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能规避所在国的强制性法律。     

民族平等的实质内涵与政策限度

采取特别保护政策协调与处理民族关系问题,是我国落实民族平等理念的基本手段。通过实施特别保护政策保障群体权利的实现,消除特定区域或特定群体的公民权利实现的现实制约因素,促进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真正拥有平等的法律权利,是落实民族平等的根本目的。在实践中,针对特定的群体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与其他群体存在的事实差异,根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