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招商引资:上海经验

走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大包大揽”的误区 ,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和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上海市招商引资工作机制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经验。由政府培育、扶持中介机构是推动政府招商引资职能转变的可靠前提 ,政府———中介机构互动是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可行模式 ,开拓多样化的招商引资渠道是提高招商引资绩效的可取途径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列宁关于发展党内民主限度的理论阐释

列宁明确指出,党内民主的实现程度受客观历史条件和党自身状况的制约,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与党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和党自身的实际状况相联系;发展党内民主不能脱离党的工作重心,党内民主必须服从服务于党所面临的中心任务;党内民主并不是不要纪律,党内民主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服从党的纪律为限度;党内争论和批评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党内民主不能损害党的团结与统一。     

诗人的“主观个体”与萧开愚的“综合意识”

当代的诗歌写作者,在确立自己的诗人形象时,有着与前辈诗人不同的设计。作为有代表性的当代诗人,萧开愚以"限度意识"、"中年写作"等诗学命题,纠正和丰富了支配着"朦胧诗"写作范式的"文化英雄主体"、"对抗式主体",突出了写作主体中的"成年形象",也促使诗歌中的视角和语气做出相应的调整。面对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异质性的"主体"形象,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综合意识"。在早期的写作中,这种意识体现为对"分裂感"的模仿,即允许并主动承受不同的主体在自我内部发生争吵和冲突。而新世纪以来,他对早期的"综合"和"多"的目的进行了反思,"多"需要在综合后达到"一",根据这个"一",主体主动表现出较稳定的意识、认识和判断的方向,而这又是他所提出的建立成熟的主观个体所必经的一步。并且,在"主观个体"的建立上,他的论述涉及的不仅是写作主体和艺术家创作主体,而且试图波及所有想要建立内在完整结构、具备足够理解力、批评力和谅解力的个体,艺术家和写作者则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对此具有更热切的愿望。     

嵌入不可量物排放关系中的容忍义务

在我国,虽然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容忍义务,但已有运用容忍义务规则处理不可量物排放纠纷的司法判决。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多有在其民法典相邻关系部分明确规定容忍义务的条文,这为我国一些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所借鉴。司法上,判断容忍义务限度的根本标准是＂妨害轻微＂,判断妨害轻微的最重要的客观标准是＂公法上的排放标准或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容忍限度的标准可能会被其他因素如排放行为的社会效用等所修正。     

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与历史限度

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深层理解,可以分为两大内容：早期的哲学一经济学思考赋予了资本逻辑的哲学性质,称之为资本逻辑I;“资本论”时期展现出资本逻辑的经济学一哲学内容,称之为资本逻辑Ⅱ,两者统一于异化劳动的哲学性质,;乓本质就是人类实践。资本逻辑反映出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践方式,会被无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内容所取代,具有历史性限度。     

信息技术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限度

信息技术大规模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容易引发人对信息技术的依赖等风险,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地位,使得信息技术僭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手段主导目的会导致人新的异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性被遮蔽的后果。信息技术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起辅助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相对于信息技术具有超主体性地位。应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统一为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路径指向,通过突出思想理论教育与价值引领功能、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等实践策略,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

近年来 ,对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多。应该说 ,这种反思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只有通过反思 ,才能回过头来看清楚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 ,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 ;我们应该扬弃什么 ,坚持什么。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 ,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这很正常。正因为有了不同的意见 ,这些意见又处在了相互的交往与对话中 ,才有利于对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 ,深入下去 ,也希望文学理论界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就是这次反思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中年学者认为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 ,文艺学应该“越界”、“扩容” ,应该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到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这样 ,他们就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承认文化研究有其合理的因素 ,也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 ,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文学而不是其他 ,因为文学并没有终结 ,文学依然活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 ,能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作出慎重的选择。     

略论马克思的科学抽象

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抽象生动地描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根据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借助集合的运算描述了抽象的方式,利用广度和深度抽象的相互作用解释了抽象的进程,通过对抽象的成本和收益分析说明了抽象的限度,根据抽象的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阐述了抽象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