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限防卫权”的理性思考

1997年修改的刑法第20条第3款专门规定了针对一定范围内的暴力犯罪的无限防卫权,为此,刑法学界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本文就行使无限防卫权是否存在必要的限度这个问题作以探讨,指出正确认定和把握无限防卫权的必要限度,更有利于实现我国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任务     

论可持续发展的人文限度及其超越

可持续发展的主旨在于满足人类的整体需要,不断实现人类的整体价值.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不断处理、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互生互惠、和洽相处,这必须通过人不断调整自身(对自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来完成.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主体(人),在于主体的内在内涵的正确和由此产生的对象性活动(实践)的正确.而在主体的内在内涵中,与人类实践最基础的关联是其价值观,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实质上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它有赖于人的价值观的转向(正确),有赖于社会的价值目标的正确,从而把发展看成是维持或增殖社会主体的能力而不再仅仅看成是对社会物质成果的积聚;把发展看成是对人类(社会)整体需要的满足而不再仅仅是对"我的"或当下的"我们的"利益的满足;把发展看成是对人类(社会)精神的升华、自由度的拓延和人的全面性内容的持续获得而不再仅仅是对人(社会)的物性要求的满足.新价值观的这些内涵,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然而,方向和前景不等于现实,正像人不可超越自然而在现实性上与自然平等一样,人也不可超越现实的、具体的人和社会的存在去侈谈人与人之间平等、人的思想观念的"正确"等,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其自然限度,而且更有其人文限度[1].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地方改写及其实践逻辑限度——以Z省A地州某石漠化地区整体搬迁为例

"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施以来对贫困地区尤其是生态脆弱、基础条件困难地区的民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实际推进中,不同施政理念的地方政府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有不同的政策安排、搬迁方案和安置方式,不同条件地方的民众对不同的易地搬迁政策也反应不一。以中国西部Z省石漠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整体跨区域搬迁政策为研究对象,以该地区核心腹地A村的整体搬迁情况为调研重点,结合抽样问卷调查和随机入户深度访谈,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地方改写、实践逻辑限度与治理困境进行研究。基于调研情况初步发现,该地"整体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存在对中央易地搬迁政策精准取向和价值基础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政策变通在决策层面也存在合法性挑战,造成政策执行亏损与层级性治理困境,不仅在一些关键利益上存在政策要求与政策对象期望相悖之处,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村民当下的生活造成阻断。     

防卫限度的历史演变

考察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在中外刑法上的历史演变过程,对于把握正当防卫制度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在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上,国家在对正当防卫的强度问题上,都经历了从限制过宽到限制较严,再从限制较严到放宽限制这样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演变过程。是正义的力量促使人们拿起防卫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是理性的力量促使人们在同不法侵害行为作斗争时又提出了各种限制性条件,又是邪恶的力量迫使人们在对防卫限度作出反思后又放宽对防卫强度的限制。     

"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招商引资:上海经验

走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大包大揽”的误区 ,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和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上海市招商引资工作机制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经验。由政府培育、扶持中介机构是推动政府招商引资职能转变的可靠前提 ,政府———中介机构互动是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可行模式 ,开拓多样化的招商引资渠道是提高招商引资绩效的可取途径     

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

近年来 ,对文艺学学科进行反思的声音逐渐增多。应该说 ,这种反思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富有建设性的。因为只有通过反思 ,才能回过头来看清楚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否正确 ,是否存在着一些失误 ;我们应该扬弃什么 ,坚持什么。在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中 ,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 ,这很正常。正因为有了不同的意见 ,这些意见又处在了相互的交往与对话中 ,才有利于对问题的解决 ,有利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 ,深入下去 ,也希望文学理论界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就是这次反思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些中年学者认为 ,由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兴起和“文化研究”时代的来临 ,文艺学应该“越界”、“扩容” ,应该把文艺学的对象扩大到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上。这样 ,他们就放弃了对文学本身的关注。还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们承认文化研究有其合理的因素 ,也可以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 ,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依然是文学而不是其他 ,因为文学并没有终结 ,文学依然活着。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 ,能使人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对策 ,作出慎重的选择。     

略论马克思的科学抽象

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抽象生动地描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根据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借助集合的运算描述了抽象的方式,利用广度和深度抽象的相互作用解释了抽象的进程,通过对抽象的成本和收益分析说明了抽象的限度,根据抽象的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阐述了抽象的性质。     

论李左人《女儿谷:1937》

长篇小说《女儿谷:1937》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来观照扎坝鲜水河走婚大峡谷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田野调查的实证与文学想象的虚构杂糅,文学性与学术性融合,富有开拓性和探索性。从文化传统、文化环境揭示走婚文化的传承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体现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视野;立足于扎坝女儿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走婚文化,突出描写康藏女性的地域文化品格,体现出反思中国正统文化的倾向。作者游走在文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但跨界之旅还有拓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