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研究中语言学方法的限度

学术研究中,语言学方法常常用于文献的断代研究,但是,这一方法是具有一定限度的。若干失误往往表现在方法论的预设,凡是某一时代文献没有记载的语汇就不属于该时代;且在语汇的时间层次、语言使用的差异性、语法的时间层次上皆有一定的盲区。认识这一现象,有助于我们在使用上述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时确定其存在的限度。     

对当前中国国家能力的若干思考

国家能力是指为实现国家职能规范的目标和任务,国家所具有的保证其政策和意志的有效性,维持自身的稳定存在和发展,高效治理社会的能量和力量的总和。发展的限度是国家能力生长、变迁的制度性约束条件。当前,中国的国家能力呈现为效力与结构的“双重流失”,并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总体意志的实现程度。在对国家能力流失机理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构建中国国家能力有限增长机制的根本途径在于合理界定国家行动领域、提高国家行动的自律程度以及推动和提升国家社会化的进程和水平。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探析

法律基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目的,要求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是甚为广泛的;但经营者并不是消费者所有风险的保险人,经营者仅就“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权利主体承担相应责任。“合理限度范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立法上并未对其做出具体的规定或解释。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本文认为,在界定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时。应结合具体的案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加以综合分析。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     

论法治的可欲性及其限度

文章从人性视角出发,指明了法治可欲的四种路向:在需要层面,需要的互异冲突使法律可欲;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和社会信用的缺场,使法律获得历史出场;在道德的软约束面前,法律成为最佳选择;超越人治,法治可欲.法治可欲的同时又具有限度,这是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矛盾,理性需要和非理性需要的矛盾,是人性自身矛盾的表征.     

儿童文学的限度与向度：论“二战”幸存者的童年创伤叙事

身为战争幸存者的见证叙事是战争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等作家以“二战”时期的自身童年经历为原型,采用谨慎而巧妙的叙事策略,写下了诸多关于战争创伤的儿童小说杰作,以力求对作家自身和儿童读者都相对“安全”的方式去回顾和审视战争创伤,触及战争的原因、后果、本质等重要问题,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丰富的人性探索和独到的审美品质,其反思和救赎导向也为以和平、正义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启示。这些以生存危机中的极端体验为书写对象的伤痛之作,揭示了儿童文学中一个纽结的重要命题——限度与向度的应有之道。     

经济理性的限度及其扬弃

经济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经济理性虽然使人类克服了愚昧,摆脱了贫穷,但其并不能无限制的膨胀和使用。经济理性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都存在着限度。生态理性是将大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融为一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和谐的理性。经济理性超出了其合理性限度就会转化为非理性,带来负面效应。当代经济理性的不断扩张的非理性逻辑正大盛其行,因此必须扬弃经济理性,发展并实施生态理性,从而避免导致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出现。     

从霍译本《红楼梦》看语言与文化的可译性限度

《红楼梦》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对译者来说其翻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具有共性与个性,从而形成了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本文根据包惠南先生的分类,从语言与文化的不同层面探讨霍译本《红楼梦》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