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     

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历史演进与时代抉择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从生产力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城乡发展从“依存、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逻辑规律,这是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理论基础。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出发,考察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和逻辑主线,发现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演进阶段,呈现出“低水平均衡－高水平失衡－高水平缓和”的分步演进特征。其逻辑主线包括一条根本主线和三条具体主线,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探索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共享发展这一根本主线,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动态调整”的时代意蕴三条具体主线。站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矛盾,平衡城乡收入结构的时代抉择。     

恩格尔定律的悖论情形及其解释

在学术界对恩格尔定律普遍达成共识,并主要关注恩格尔系数外部影响因素的背景下,本文对共识性的恩格尔定律提出悖论情形,从恩格尔定律与需求收入弹性的本质性关系出发,运用数理推导等定性定量方法对悖论情形进行了验证。然后,引入收入分解理论的份额思想,运用收入来源结构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恩格尔定律悖论情形内部机理进行分析,得出了支持恩格尔定律悖论情形的分项收入作用机制。     

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动态分析

本文从索罗模型出发,通过引入劳动力结构变量,定性分析了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接着利用198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协整模型动态分析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口抚养比的增长速率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降低人口抚养比的增长速率会提高人均gdp的增长率,基于此提出了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转变产业结构,发展"银发产业"等政策建议.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的进展与前瞻——教育社会学的视角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的前提和基础.以往相关研究厘清了民族地区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内涵、意义和现状,阐述了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对困局的破解有所助益,但依然存在不足之处,难以满足现实需求.鉴于此,本文在评述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依据教育社会学相关理论,提出了研究深化的三个进路:研究重心应该从强调硬件环境转向受教育主体理念和行动的研究;研究导向应转变为实践导向,注重学术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实效性;研究视角从宏观分析转向微观机制研究,微观着手,放眼长远.最后,本文从社会治理的高度重新审视了民族教育的社会价值,提出了三个研究课题:基础教育何以引领少数民族社会文化成功转型;基础教育如何培育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基础教育何以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政府质量、公司治理结构与投资决策——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投资有利于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助于企业构建作为竞争优势获取机制的动态能力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的分层抽样企业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质量对企业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所在地政府质量越高,企业净利润中用于投资活动的比例越高。第二,企业投资决策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各自的单独影响,而且依赖于政府质量与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影响关系。在既定的政府质量水平下,企业越是倾向于向"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时,越能够激发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有关政府质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方面的认识。企业的"投资之帆"只有在"政府质量之风"更加强健有力之时才能顺利地"乘风破浪",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被作为帆船前进过程中的调节工具。这为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促进企业投资、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