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两座鲜卑墓葬的检讨

该文对1986年和2007年洛阳市涧西区和吉利区出土的两座时代为公元3—4世纪的墓葬进行了重新探讨。通过对其文化特征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该文认为这是两座带有鲜卑文化特征并兼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墓葬。从这两座墓葬包含的文化信息中可以探知公元3—4世纪时期草原民族在中原的活动足迹,以及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互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10世纪前汉藏民族关系史研究

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藏族与其他各民族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共同缔造了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大量考古证明,在史前时代的青藏高原上就已经有藏族先民生存,不少遗物与中原文明有着密切联系。从汉藏史籍所载内容来看,青藏高原的民族发展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传说时代、部落联盟时代和王朝时代。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各部族及其所建政权不约而同与中原政权建立互动关系。吐蕃政权的建立,对于青藏高原和中原内地而言都是重要性标志,也是汉藏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梳理并分析历史时期汉藏民族关系,为进一步夯实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以及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上博简《颂》之"平德"与《大雅》"盛德"对解

周代典乐制度演诗辅政,综合演诗流程是对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艺术化展演,是对伦理政治内涵的艺术表述,又是诗乐政治教化的流程,<诗>成为承载周礼政治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诗>在结集过程中合典乐之需是关键,<颂>、<大雅>为天子乐,<颂>典于祭祀,<大雅>歌于飨燕,二者在演诗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使命形成不同的典乐表现风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以为<颂>与<大雅>的表现风格有"平德"与"盛德"之别,是对<颂>与<大雅>的典乐政治意蕴与艺术风貌的特征性总结,充分证实了周代典乐制度是以多样化的演诗形式为天子至尊的宗法政治建构多层面的政治保障机制以及思想规范体系.     

隋唐五代帝王崇道活动述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隋唐五代是道教重要的发展繁荣与转折时期。其间,隋唐五代历代帝王崇道之风颇盛,其大势进行的崇道活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一、尊崇道士;二、痴迷道术;三、营建宫观;四、颁令制度,发展道教。     

神人以和:对原始乐的通神功能及思想意义之分析

乐在我国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从原始乐的具体运用来说,总是与人的物质活动、祭祀活动、图腾信仰以及人的情感宣泄联系在一起,乐作为通神工具,借助历史分析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从乐在祭祀活动中所具有的巫术性的通神功能的角度,可以揭示原始人对如何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所作出的思考。     

王勃文学价值观初探

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文学创作未见多少＂文以载道＂气味,其文学理论却给人留下强调教化作用的印象。全面考察其文学思想,的确存在＂文章经国之大业＂,若非＂甄明大义＂＂平章邦国＂则不足道的鄙薄＂缘情体物,雕虫小技＂之论,同时却又存在喜爱诗赋并激赏和极其尊崇＂缘情体物＂创作才能之语。这种矛盾性言论,包含着他对诗赋美文区别于、独立于经国之文而自具艺术特殊性质和价值的深刻认识。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     

唐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在全面考察唐代太乐令、太乐丞的任职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唐太乐令和太乐丞均必须由精通音乐者充任.岸边成雄以为任太乐令不必通晓音律之说与史实不合.太乐令的职责是亲自参与朝廷的各种音乐活动,并负有管理乐籍、管理校定乐器、整理歌词之责.     

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