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言意论"的发展对意境理论的影响

言意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理论,在经历了从先秦到魏晋由哲学思辨的发展逐渐进入到美学和文学理论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美学、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它对意境论的影响更为明显,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从对言意论的发展入手来探明这一理论对意境论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的分析和历史透视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正呈现出“分久必合”的趋势。这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变动的反映,也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理论和方法深入发展的结果。其主线与核心是政府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间的此消彼长和相互融合。各流派间的分化与趋同,正是上述基本趋势的辩证表现。理论侧重点与政策时效性的变化也与此有关。其方法论的逐步深化,则是该过程最重要的具体原因。     

为理智主义辩 ——从人工智能的视角出发

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知识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理智主义者认为,能力之知可以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反理智主义者则认为,能力之知无法被还原为命题性知识。然而,反理智主义者的核心论证即无穷倒退论证并不能有效地反驳理智主义。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表明,理智主义的观点在事实层面上得到了更好的辩护,能力之知与命题性知识之间并没有种类上的区分。从整体论的视角来看,能力之知最终能够被还原成一系列命题性知识的组合,这一观点也为能力之知的积累提供了保障。不过,将能力之知还原为命题性知识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为了使用方便,保留"能力之知"这一名称是可以接受的。     

商周“作冊”析辨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从《诗经·邶风》看卫国州吁之乱与败——兼论《诗》、史互补互证

关于春秋时卫国的“州吁之乱”,有史官记述与《诗》学传述两个系统。历代研究者只重史官记述系统,而《诗》学系统的传述完全被忽略。通过对《诗序》与《诗》之研究,得知《诗经·邶风》之《绿衣》《燕燕》《日月》《终风》皆与州吁之乱有关,这些诗篇与《诗序》共同完成了对这段历史的记述,不仅反映了州吁之乱中后宫妃妾的命运,同时也披露了州吁之败乃庄姜、戴妫预谋的结果,展示了春秋女性的风采。     

略论通俗文学及其社会审美价值

通俗文学拥有大量的读者,其存在和发展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本文从“雅俗之分”的比较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审美意义这两个方面．论证通俗文学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存在．以求通俗文学能够获得理论上的关照和文化上的评价．促进其发展和繁荣。     

抚今追昔:《歌德之歌》和“怀人之什”──丁玲的创作心态之四

《歌德之歌》是丁玲一种特殊心态的产物,至今受到一些非难,我们应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怀人之什”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众多篇什里呈现出丁玲独特而复杂的心态,留下了“一片艳红,几缕馨香”,为新时期散文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对它们进行贬抑,绝不是科学的态度。     

注重礼仪 做好秘书工作

秘书作为领导的参谋助手,身处领导与群众、主官与副职及各部门领导之间,接触的人层面广,需要处理的事情多,这就要求秘书在方方面面都应灵活变通,敏感机智,以使自己的工作被上级和下级所认同.因此,秘书人员在处理日常事务的过程中,要特别讲究礼仪,坚持对上不"小",对下不"大",平易近人、热情谦和,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具体讲,秘书人员在工作中要遵守以下礼仪规范:     

当代生活与艺术之死:第二、第三和第一世界

当今所谓的艺术,主要是受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的美国式“艺术”观念所支配,而再也不受德语的“艺术”或法语的“美的艺术”体系所支配。自从现代主义诞生以来,艺术的历史使命的减弱或者消失已经成为事实,但从全球范围而言,“艺术的终结”这一论断仍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在第一世界的艺术死亡之后(这里存在更多的是文化),第二和第三世界的艺术还生长着。艺术从根本上说还不是一个媒介事件和现象,而是一个同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