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

人类从依据不完全信息的理性选择模式,走向试图从大数据中获取完全信息的理性选择模式,这一过程是大数据广泛运用的结果,它标志着一场由人工智能引发而波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数据革命的到来。大数据革命包括宽泛的内容,涉及云平台、云计算、机器学习、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由于大数据革命有可能给人类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因而对于经济学理论具有颠覆性。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应用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完全信息之上的,如果人类能够得到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现有经济学理论将出现危机而需创新。文章拟结合现阶段大数据的应用,分析理性选择理论、资源配置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产业规制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文章重点说明了当人类决策的信息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创新方向和途径的变化,力图勾勒大数据革命背景下的经济学创新图景。     

数字时代下身体的两种向度——反身操纵与主动控制

人类迈入数字时代,各类媒介技术为身体提供便捷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对身体由内到外的表征异化改写。对技术发挥其运作效力逻辑的剖析则进一步揭示个体已然无意识陷入资本与技术合谋构建的伦理困境。在双向度的背离中,身体焦虑无以复加,而在当下人机协同发展新常态里,则指出身体的两种向度并非导向二元对立,而是提供另一种可能,即对身体与技术关系的两相平衡意义的探求,能唤起人们对身体主体性的重视,有助于缓解身体失控引发的焦虑。     

互联网时代厂商投资经营的网络协同化

经济学关于厂商投资经营的分析和研究以厂商理论为基础,厂商理论经由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发展到现代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是经济学从黑板走向现实的学术反映。随着互联网应用扩张,大数据正在促动厂商的投资经营形成网络协同化,经济理论研究将面临以下课题:如何解释现阶段网络协同化的新科技基础,如何理解网络协同化形成及机理构成,如何解析网络协同化对厂商投资经营的影响,如何解读网络协同化的未来发展。经济学家研究这些课题有助于发展厂商理论,这些课题是互联网时代厂商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过分析以上问题来探讨厂商投资经营的网络协同化,并据此对大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融合背景下的厂商投资经营作出一些理论描述,可以粗线条地勾勒出互联网时代厂商投资经营在流通领域的活动轨迹。     

基于大数据的产业链演变研究

产业链的空间演化过程具有内在的规律性,在新经济时代,大数据赋予产业链更加丰富的内涵。本文从大数据融合视角着重分析了产业链多维度结构,在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变革促使产业链结构从传统的线性映射结构演化为多维空间结构,产业链的多维空间结构直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大数据与供需链融合作为网络协同的微观基础,影响着价值链的增值,而且,微笑曲线各段附加值差距缩小,在物联网架构下,企业"合作"趋势渐强;从宏观层面来看,大数据具有提高产业链稳定性的作用,但是依靠单一维度的融合不能发挥大数据分析的优势,需要供需链、价值链、企业链、空间链四维协同整合,以达到完善产业链系统的目的。     

数据要素经济增长倍增机制及治理体系

作为数字经济第一要素的数据具有显著的非竞争性和零边际成本特征,数据要素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的自强化机制使数据要素具有显著的递增规模收益和增长倍增效应。数据要素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高质量决策、增进市场有效性、多要素合成效率提升、驱动高效率创新和实现良好公共治理来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数据开放共享是释放数据要素增长倍增潜能的基础,公共数据开放和私人数据市场交易是主要路径,数据治理体系则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数据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数据产权政策、数据隐私保护政策、数据竞争政策和数据监管政策。     

国家中心城市分功能评价与测度——基于多源采集数据

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其评价内容包括综合功能和专项功能,指标结构体系包括国家中心城市、国家重要中心城市、潜在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非国家中心城市四个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具有唯一性,对其评价的指标涵盖城市聚集全国高端要素资源能力的聚集度和城市向全国腹地城市进行要素和能量输出的联系度。本文采用多源数据进行评价的结论是:北京是国家综合中心城市,上海、广州是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深圳、武汉、天津、成都、重庆、西安、南京、杭州、郑州是潜在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在专项功能上,北京、上海、广州分别承担了多项或单项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深圳、杭州、天津、南京、西安、武汉、成都等在一项或多项上承担了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功能,配合国家中心城市发挥着服务和联系全国的重要作用;目前高端要素在国家综合中心城市和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高度集聚,但随着潜在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在中西部地区崛起,并凭借其突出的交通优势,打破了东部地区对全国高端要素长期垄断的格局。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油气开发生产组织新模式探索

智能化是强国战略的必备基础,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技术蓬勃兴起,全球石油公司不断通过数字化转型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智能化油气开发生产具有全面感知、自动操控、趋势预测、优化决策的特征。目前,我国油气开发生产数字化转型面临四个困境：各油气田硬件基础设施参差不齐、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处于较低水平、传统的油气开发生产模式不适应智能化条件、智能化油气田建设运行尚无统一标准可供借鉴。智能化油气田开发生产组织新模式应以业务协作共享、一体化智能协同为主要特色,积极实现操作巡检维护、开发生产管理、协同研究、经营管理与决策的一体化智能运营。     

我国数据法益的刑法定位及保护路径

随着大数据信息时代的到来,数据信息日渐成为重要资源,涉数据犯罪也日益猖獗。数据法益不单具有传统的个人人身和财产权属性,同时基于海量数据的集成化,其更具有公共属性。数据信息安全既关涉公民个人法益,更涉及集体法益,甚至关涉国家安全。目前我国刑法对数据法益的保护,主要集中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相关法益之刑法保护明显不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建议增设侵犯公共数据罪,逐步构建数据法益保护的刑法机制。     

大数据背景下智慧政府建设的优化路径

要充分重视大数据在政府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善于利用大数据辅助政府决策,及时主动地开放,共享政府数据,实现政府数据资源价值利用的最大化。要重视人才在智慧政府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培养合格的智慧政府服务人员,保障智慧政府高效运转。智慧政府必将对服务型政府改革和多元协同格局带来重大推动力,智慧城市与智慧政府的有机结合也将为中国进入智慧社会提供强大动力。     

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研究

随着数字科技与金融服务的深度融合,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不可逆趋势。域外数据立法试图以规制的方式寻求个人金融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同个人金融数据保护两者之间的平衡。我国个人金融数据经历了从绝对本地化要求到有条件跨境流动的过程。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面临多重困境：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范不清晰和不统一;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未引入针对金融行业的考量因素;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国际规则制定中难以形成我国影响力。在未来完善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进程中,“进”应树立动态的个人金融数据价值观,细化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具体规制措施,为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不同场景构建区别化的规制模式;“退”则通过识别个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的不同法益,在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积极寻求和探索综合且多元的个人金融数据保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