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商文化溯源及其启示

邓小平曾两次到顺德,1992年1月29日在顺德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顺德经济的发展成就以及发展模式,得益于顺德商人的优良品质,得益于几代顺德人逐渐形成的顺商文化。顺德是典型的水乡,顺德居民由移民或移民后代组成,顺商文化也受到水乡文化和移民文化的影响。近年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老一代成功企业家的"接班"等问题使得商业文化再次受到重视。本文的分析为商帮文化与经济发展、"接班"问题提供视角及参考。     

移民的陌生人意象:三个社会学传统

三个重要的社会学家齐美尔、舒茨和鲍曼先后以"陌生人"为核心概念建构讨论了这一群体,阐释"陌生人"的产生机制、表现形态、当地社会的反应及由此带来的困扰,这无疑为移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这样的理论传统是以往的移民研究所忽视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移民研究缺乏更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思考,缺乏对流动性这一重大社会理论议题的回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审视这样的传统是有意义的。本文的目的是对三位社会学家关于"陌生人"的论断进行评述并检视这样的论述与中国移民研究的相关性。     

中国官商的泰坦尼克策略

中国当代移民史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从1986年到2011年,仅仅25年,它就经历了六种重要变化,成为中国时局的一种精密映射。改革开放之初,也即1986年到1989年之间,大批中国青年试图到西方学习并体验生活,由此引发读书和打工浪潮。其中去     

城市新移民文化研究

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存在,"新移民"在文化上具有"山寨性"、"快餐性"、"开放性"等特征。这些特征既是他们"扎根城市生活"的生活写照,也显示了他们"永不言弃奋斗精神"之下潜伏着的集体张力。"新移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再次点燃了城市的文化活力。"新移民文化"所拥有的现象特征与内生动力,显现出其所蕴含的城市革新力量与未来发展潜能。他们是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至关重要的一环,乃至成为整个中国未来现代化事业中值得信赖的有生力量。     

大国新问题:在华外国非法移民的司法对策研究

伴随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逐渐从非法移民的输出国和过境国转变为非法移民的目的国,这导致在华外国非法移民数量激增。中国逐渐开始面临长期困扰世界的非法移民问题;基于传统观念以及理论研究、立法体系的相对滞后,导致防控非法移民的司法实践产生了诸多问题。有鉴于此,应在充分检视当前在华非法移民现状的基础上,着力思考应对当下以及未来在华外国非法移民的司法对策,做到未雨绸缪。     

中间人——东莞彝族工头及其社会功能

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大量彝族口逐步迁至东莞打工,在他们中形成了一些工头。这些工头作为"中间人"实现与当地非彝族群体互通与共处,并以此间接性融合的方式在当地扎根下来。工头在此间形成一定体系,发挥着劳务中介、族群文化交流媒介和劳务纠纷代言人三种具体的功能。工头作为"中间人"的功能是多元群体在移民社会重组过程中自发生成的彼此互通的重要方式,是该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种需要。然而,工头本身在此过程中又在固化、形塑和再造新的群体边界。     

固原市生态移民对回族地区的生产文化适应研究

在国家扶贫资金的支持下,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工程,将居住在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的一部分经济发展落后、生态环境恶劣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群众,集中搬迁到黄河灌区能够得到便利灌溉的地方,实现异地扶贫开发,寻求经济发展。人口迁移是生产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宁夏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在促进移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移民群体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文化变迁的过程中,移民对此时此景文化的社会适应状况成为我们观察文化、社会变迁的一个窗口。     

李素兰:我要在纽约开诊所

<正>李素兰的故事太有传奇性,她出生于中医世家,50岁开了一家小诊所,一手按摩绝活让她名震十里八乡,后来夫妻感情破裂,人生急转直下,散尽家财,"一夜回到解放前"。从失败中爬起来,她又重新发力,在大洋彼岸经年奋斗,学以致用,收获事业与亲情。"我要在曼哈顿大道开诊所"2007年初,丈夫突然向李素兰提出离婚,想想自己年已半百,孑然一身,居无定所。李素兰不禁悲从中来,情绪异常低落。在美国工     

荷兰战后移民及其影响

战后非殖民化运动导致印度尼西亚和苏里南大量人口移居荷兰;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荷兰从地中海沿岸国家输入大量劳工,随后劳工移民带来大量家庭移民;80年代中期以后,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纷纷进入荷兰,成为荷兰移民的重要部分。随着类型多样、来源广泛的移民不断进入,荷兰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外来移民的存在,尤其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存在,成为荷兰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修正——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对毒品犯罪的惩处一直存在重刑化倾向,应予适当修正。司法实务中认定运输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不利于实现量刑均衡。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具体适用时难以区分,可考虑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