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电子证据保全与规范使用的思考

随着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商务活动逐渐由传统模式转向电子模式。在计算机网络中,信息的存储与交流均是以数据作为媒介。然而数据所具有的不稳定性、流动性以及易被篡改等缺点使得电子数据变得极不安全。因此电子数据保全工作便成为电子商务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文章就试图从该角度出发,对电子证据的保全与使用进行探讨。     

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

"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和"沉默权"制度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当注意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思考

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作为审前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证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证据交换程序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应当通过提高立法阶位、完善证据交换程序规则体系、建立科学的证据失权制度等,使证据交换制度更加切实有效。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由“陷阱取证”引发的思考

自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以来,证据制度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倡导摈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理念的同时,证明标准也由"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转变;随着中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化,收集证据之义务逐渐由法院转移到诉讼当事人,力量相对薄弱、能力相对有限的当事人为获取有利的证据,所采用的取证方式有时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取证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当代中国非法移民输入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崛起进程的加速,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之一.当代中国非法移民的输入问题愈发严重,且现行制度框架下的移民治理也多有疏漏之处.中朝边境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交织、西南边境国家政治"外溢"以及广州地区的经济移民是当代中国非法移民治理的主要挑战.面对国际上相对完善的非法移民治理经验,中国既不能...     

浅议建立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各级人民法院都在强调当事人当庭举证、当庭质证 ,法官当庭认证 ,以此作为克服庭审形式化的一剂良药。但是 ,如果我们忽视与庭审相配套的相应的庭前改革 ,当事人当庭举证、质证 ,法官当庭认证只能是一句空话。本文通过介绍美、德等国审理前准备阶段的证据交换程序 ,分析了我国相应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论证了我国建立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证据交换制度的具体操作构思。     

诱惑侦查获得证据证明能力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侦破犯罪、收集证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却面临着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两难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证明能力进行规制。通过对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采信规则的剖析,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获得证据的适法性要件进行考究,从而确立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采信的合法性标准。     

行政调查:制度的探索——以"钓鱼执法"为例证

2009年发生的"张晖非法营运"一案,一时间把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推到了风口浪尖,社会上一边倒的现实压力迫使上海市有关方面在无奈中叫停了"钓鱼执法"."钓鱼执法"作为一个新闻热点事件早已结束,但实践中这种诱惑调查手段的普遍存在,敦促我们在学术上进一步反思,行政程序法在行政调查中应当确立怎样的制度规则,既能维护行政机关执法中的公信力,又能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得到及时的救济.本文以上海市"钓鱼执法"为背景,从行政调查的内涵和性质入手,就行政调查主体、行政调查的基本原则、调查取证方法体系和救济制度几个方面提出了行政调查制度亟待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的概念,理论上存在着一种扩大化解释,实践中又是一个难以准确把握的话语。认定“非法证据”的标准有三：一是取证主体的公权性;二是取证行为的违法性;三是取证后果的侵权性。据此,对通说广义的“非法证据”概念进行解构和重塑,从理论上将其划分为“非法证据”、“要件欠缺证据”和“瑕疵证据”,使之具有不同的适用对象和处理规则。从而把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界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使排除规则的适用更具针对性,解决实践中各,行其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