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品”的正本清源与公共政策——兼论房地产的供给

随着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中国城市公用事业发展与改革争论日趋激烈.究其原因在于对政府提供产品的性质以及共用品的定义缺乏深刻理解,因而在实际运用时造成一定的混乱.本文运用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此作较系统的解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是对共用品的定义进行理论创新,而是理论上的厘清,并就房地产的性质阐述看法.     

转型期贫富差距非合理拉大的主要原因

转型时期贫富差距非合理拉大 ,主要是诸多非竞争性因素的存在 ,导致种种分配不公。从体制管理上分析 ,目前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三个 :公平分配的秩序尚未形成 ;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未得到切实有效地维护 ;对贫富差距的宏观调控缺乏效率     

公共物品供给侧改革问题探析

众所周知,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多样性、公益性等特殊属性,公共物品并非如私人物品一样能够在市场前提下有效配置,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总是面临重重困境,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高,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的腐败、低效甚至无效等弊端日益显现。因此笔者认为在提倡供给侧改革的今天,应从创新市场化运作方式,为公共物品设置排他性出口,加强社会合作,实现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和供给环境的法治化建设等方面入手,实现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体育无形资产对体育商品价值创造的影响

体育无形资产在体育商品的价值创造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体育无形资产的非竞争性可以使企业获得规模经济;体育无形资产的垄断性可以使企业获得垄断租金;体育无形资产的不确定性要求企业控制相应的内在风险.     

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及其发展的可行性——基于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的分析

协商民主在生成属性、价值目标和政治实践等方面内在契合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基于中国民主发展的需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协商民主进行价值定位:一是体现为一种非竞争性的民主形式,二是弥补选举民主之“赤字”,三是具有与选举民主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超越选举民主之内在价值.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以及民主实践等途径和条件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     

非竞争性低效率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绩效考核

高度垄断、难以建立激励机制、无产权约束、信息不完全等因素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政府设立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行中也表现出相应的具体形态。为提高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行效率,就必须对其运行管理进行制度创新。合作经营克服了高度垄断、难以建立激励机制的难题,绩效考核抑制无产权约束、信息不完全带来的效率损失。对引导基金管理者的绩效考核应侧重引导基金政策效应,并建立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     

公共产品概念研究述评

亚里士多德、休谟等人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公共产品问题,而萨缪尔森提出了经典的公共产品概念,后续研究主要是对公共产品概念进行深化,也有人对公共产品概念及其现实意义存有质疑,认清公共产品的内核和外壳以及对排他成本的重新认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公共产品这一概念。     

高等教育的成本分析

相对于义务教育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高等教育作为消费上具有竞争性、排他性但受益上又具有强烈正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从高等教育使受教育者自身收益增加的角度考虑,受教育者或其家庭要分担教育成本,从高等教育具有的巨大正外部效应的角度考虑,政府财政必须对高等教育给予支持。私人和国家财政对于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比例的分配,     

浅析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

在经济学上，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私人产品是能够实现单个人独自消费的产品，而公共产品则是可以被一个以上的消费者共同消费或共同享用的产品。可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区别于私人产品，即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向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公共产品一直被认为是政府的重要职能。结果政府的财政负担加重，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且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效率低下，严重影响资源的优化配置，长期为人们所诟病。如何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成了理论和实践都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公共产品的性质与研究重心

经济学家通常使用非排他性或非竞争性来定义公共产品。但是,(1)竞争性只与个人消费有关,与市场成功无关;非竞争性只与共同消费有关,与市场失灵无关。(2)具有排他性的产品是产权得到界定的产品,即有主产品;具有非排他性的产品是产权没有得到界定的产品,即无主产品。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排他性,而在于它们实现排他性的方式。(3)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是它的非排他性,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重点是比较实现排他性的方式或产权制度安排的成本差异,而不是单纯地将非排他性与排他性进行比较来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论说明。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公共财政理论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