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肉牛生产与农业机械化释放效应分析

我国养牛业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束缚,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放开养牛业,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肉牛产业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原始肉牛业时期”、“传统肉牛业时期”和“现代肉牛业时期”,养牛业历经“役用”、“兼用”乃至“肉用”的历史进程。基于农业机械化对肉牛产业发展的释放作用,借助面板VAR模型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对肉牛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对我国肉牛生产的推动作用非常明显;“传统肉牛业时期”及过渡时期肉牛生产受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比“现代肉牛业时期”更大;非粮食主产区受影响比粮食主产区稍大,但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基于阈值协整的我国猪肉价格与CPI关系研究

为准确把握猪肉价格和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本文在非线性框架下利用阈值协整模型研究猪肉价格与消费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猪肉价格以19.45元/千克为阈值,分别出现两种机制,即猪肉价格低于19.45元/千克时,猪肉价格变动对消费价格指数影响较小,猪肉价格偏离均衡时调整速度较快;当猪肉价格高于19.45元/千克时,猪肉价格变动对消费价格指数影响较大,猪肉价格偏离均衡时调整速度较慢。猪肉价格对消费价格指数作用机制的非线性特征的政策意义在于,政府一方面应以生猪产业政策调控为基础,稳定猪肉供给和价格;另一方面,理性对待猪肉价格波动,猪肉在低价区间波动时,应以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为主,政策不宜过度干预,猪肉在高价位区间波动时,需要政府加强调控力度,降低猪肉价格对消费价格指数的冲击。     

服务业发展如何促进居民消费？——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模型的分析

服务业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直接提高服务质量、拓展服务领域和间接提高居民收入、减少分配差距两条途径达成。不同的服务行业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的差异。文章通过GMM估计方法,并以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为对照,对我国31省市2004-2013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除房地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服务业内部其他各行业均能对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以金融行业的促进作用最大。因此合理调整资源配置,优化服务业内部结构对扩大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金融发展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长期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对我国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454%;金融机构信贷提高1%,居民文化消费增加0.363%;可支配收入和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可支配收入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在短期由正向转为负向,教育水平冲击和金融发展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正向影响,政府文化事业支出冲击对居民文化消费短期具有负面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文章提出了扩大我国居民文化消费的政策建议。     

产业多样化对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以京津冀各地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指标将产业多样化分解成相关和无关多样化,考察了京津冀各地市的产业关联特征;然后在传导机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的相关和无关多样化对京津冀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不能笼统地说产业的相关或无关多样化有利于或不利于经济增长,而应当结合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来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样本期间京津冀各地市无一例外地表现为产业的无关多样化水平高于其相关多样化水平,但是三地的相关多样化水平均呈上升的趋势;产业的无关多样化明显有利于地区的经济稳定,但是以钢铁工业为主业的相关多样化对京津冀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实证分析结论既与理论预期一致,也和产能过剩的现实相吻合.     

关于CPI和PPI关系的VEC模型分析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是反映整体价格水平波动的两个重要指标.文章利用2001年1月至2014年7月我国CPI、PPI的月度数据,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运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它们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而把两个价格指数之间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特征联系起来.     

整数值时间序列模型单位根检验问题研究

非整数值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研究已趋成熟,而整数值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则刚起步.本文主要采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对INAR(1)模型单位根检验中的DF统计量和∑Tt=1=1I{△Xt＜0}统计量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DF统计量渐近服从标准正态分布,有限样本情形下,该统计量的实际分布会受到样本容量与扰动项均值的影响;DF统计量不存在水平扭曲现象,能很好控制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由于数据生成特点,∑Tt=1I{△Xt＜0}统计量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始终为0;DF统计量和∑Tt=1I{△Xt＜0}统计量的检验功效受到样本容量、自回归系数和扰动项均值的影响,多数情形下,∑Tt=1=1I{ △Xt＜0}统计量的检验功效高于DF统计量.     

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时代的来临

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视角,研判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时代的来临并预测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传统测度指标进行完善,基于1978-2012年省域数据,利用非参数面板模型均值估计和逐点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都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但无论采用合理化还是高度化指标,结构调整效应的产出弹性均随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呈现“倒U型”动态演进过程.当前,中国整体正处在“倒U型”曲线的拐点,面临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变的困境.经济增速的预测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将在2013-2017年进入“7时代”,在2018-2022年进入“5时代”甚至“4”时代.     

中国工业部门就业量与国际贸易自由化关系研究

中国工业部门的就业情况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快速增加发生明显变动.文章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阐明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工业部门就业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探讨了工业从业人数与贸易自由化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响应模式.研究结果证实了贸易便利化与工业部门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关系.研究结论指出,目前中国国际贸易规模与就业的联动性主要基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应及时借助这种优势进行就业结构优化升级,以防止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国际贸易变动对就业产生不良影响.     

农业基础设施规模效应的门槛特征检验

文章基于2000-2013年中国29省、区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选取农业基础设施规模(农业基础设施/农业产值)作为转换变量,分析了农业基础设施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旱涝保收比率(旱涝保收面积/耕地面积)作为转换变量的替代变量对模型稳定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基础设施规模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非线性关系,发生门槛转换的位置为54.72％;当跨越门槛位置后,提高农业基础设施规模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将由正向转变为负向,转换过程相对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