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赞中的大度

辞章之中,挽赞当数特别的一类。既挽,乃生者对逝者的缅怀追想、显扬评价;既赞,难免有溢美过誉、嘉尚谬奖之词。挽赞之辞虽盛,却非全是虚妄之论。黎元洪于民国成立时勉为其     

想象的力量：革命文学生成和精神价值论

上世纪末以来,文学研究出现政治关怀倾向的轮回.从想象的维度重新解读30年代作为重要批判话语的革命文学,革命源自对自由的渴望,革命文学亦源自晚近知识分子在生死之间对现代中国的悲壮想象,作为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学具有了引领人在逆境下重新开始、创造自由美好生活的乌托邦价值.     

阶级话语的流变与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

从1927年到“十七年”,随着中国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的变迁,阶级话语的语义内涵和功能几度变迁.本文意在通过对“阶级”这一词汇的考察,分析其话语流变背后政治和文化霸权力量的变化,以及以“阶级”为关键词的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前半期文学批评远离“审美成规”而倾近于“政治成规”、成为政党伦理和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不能自主”的政治化过程.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我们”

强调集体主义,认同“我们”的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鲜明特色.“我们”成为革命文学惯常的叙事主语.从最初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真诚信仰,到底层民众自我阶级意识与反抗的觉醒,再到革命党以“唯我们独尊”的姿态掌控文坛,“我们”的叙事可谓历经波折.总体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表述“我们”作为阶级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为使命,但在“我们”的汇流中,理性的认同越发呈现出非理性化的态势.“我们”的叙事,最终演变为对政党政治的绝对服从.“我们”的文学史,尽管充满集体主义的激情,但作为改造思想、服务革命斗争的工具,“我们”的文学也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历史缺憾.     

鲁迅外国文学译介中的革命文艺情结

由于受到现实政治气候和个人政治取向的影响，鲁迅自从事外国文学译介以后就把翻译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前苏联的革命文艺思想的影响下，鲁迅译介了大量的外国革命文艺作品，体现出其强烈的革命文艺情结。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在译介外国革命文艺作品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文艺观。     

假托大众之口的文学虚拟——论20年代“革命文学”对工农的描塑

20年代“革命文学”很重视对工农大众的描写 ,但由于革命作家自身实践经验的限制 ,他们对工农的描写大都还停留于主观的浮面 ,假托工农大众之口来言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理念。与此相应 ,革命作家虚拟的大众读者也悄然被实际的读者———知识青年所代替。在知识分子作家与读者的“共谋”中 ,工农形象遭到了彻底“误读” ,由故事的主角而沦为符号 ,默默地成为他者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阶段历史性转换的内在脉络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阶段,为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二期。此前文学之由作为工具的“中心”到作为“中心”的工具的转化,以及与之同时发生的传统文化观念的主流性认同和复古文学倾向的发生,为“文学革命”提供了现实性前提。“文学革命”渴望对传统文学的全面颠覆,但其本身的规定性又必然导致新的转化和分流,以致衍生为“革命文学”长时间在政治规约内的主流地位,和其间对抗性格局中颇有意味的种种复杂状态。     

钱杏邨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时代精神、宣传性、阶级性、新写实主义等构成了钱杏邨文学批评的主导话语,这种变化是其"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获取路径改变的结果。钱杏邨接受和再阐释苏俄、美国、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以之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武器,直接面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革命文学建设、五四文学传统重估以及革命文学创作等问题,并试图在文学批评中干预文学创作,建立新的文学范式,培养无产阶级意识、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鲲鹏”:由原型神话到现代革命诗学具象——论毛泽东权威意志的精神涵义

毛泽东的诗语和他的政治学说在审美理想和实践风范上有着难以分剖的内在联系.他的诗语不仅形象、灵动和优美、雄强地展示着他政治美学的内涵,而且更深刻地透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内涵."鲲鹏"这一诗化美学具象作为毛泽东权威意志的诗学基调,始终雄劲灵动地贯穿在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线索之中.在毛泽东理性和情感世界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鲲鹏"这一艺术美学具象,所蕴含的有关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学全新的审美经验和感受,是准确进入和把握毛泽东乃至中国革命的情感史和理性史的一把神奇的钥匙.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