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ARCH族模型的葡萄酒投资指数的波动性分析

对葡萄酒投资市场的波动性进行研究,选取伦敦葡萄酒交易所(LIV-EX)发布的样本区间为1988年1月至2013年11月的LIV-EX Fine Wine Investables Index月度数据,对FWI月收益率序列的平稳性、异方差性进行分析和检验。基于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族模型来描述FWI的波动集聚性、敏感性及其杠杆效应。结果表明,FWI月收益率序列是平稳的,其指数波动具有高阶ARCH效应,并且具有正向非对称的反杠杆效应,但不存在ARCH in Mean效应。     

精准扶贫视角下企业与贫困户双赢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以六家涉农企业为例,运用扎根理论编码方法,提炼出精准扶贫导向的商业模式构成要素.基于探索性的多案例研究,结果发现:有效参与精准扶贫,需要企业设计出精准扶贫导向的商业模式,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引导及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以实现企业与贫困户双赢.而企业与贫困户双赢的商业模式创新,首先,需要企业提出一个新的价值主张;其次,从本地能力、价值网络、关键资源能力、利益联结机制、盈利模式五大要素开展价值支撑措施;最后,为确保价值支撑不受侵蚀及价值主张能够实现,还要做好风险防范与应对的价值保持工作.     

大战略引领我国科技跃升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先后制定了七大科技发展战略,极大调动和激发了科技人员和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建设成为高成长性的创新型国家,创造了人类科技史上的奇迹.这些重大战略包括:奠定科技事业基础的"重点发展"战略,确立有重要影响大国地位的"自力更生"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面向、依靠、攀高峰"战略,加速科技进步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自主创新战略,全面塑造新优势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总结党通过重大战略领导科技工作的宝贵经验,对于深刻理解和认识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制度自信,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杠杆调节、投资转移与脱实向虚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实体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宽松政策和杠杆激励都没有显著改善投资状况。本文在杠杆紧缩约束下,从企业投资转移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使用2007年至2016年A股300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杠杆紧缩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实业投资率不仅存在替代效应,在杠杆紧缩状态下,非金融企业更多地会因流动性短缺、规避风险等因素主动选择实体投资转移而提高金融投资率,由此导致非金融企业投资出现"脱实向虚"现象。     

如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美国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分析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美国亚利桑那州经济遭遇严重衰退,地区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压力。1992年,亚利桑那州实施了产业集群战略,成功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复苏和转型,并使其成为之后十余年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通过对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战略的制定、调整和集群发展特征的深入分析发现,亚利桑那州产业集群的发展得益于科学的战略设计和以"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企业网络组织"为双驱动的发展模式,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只扮演着"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这对中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美国作为盟主,其全球战略重心的定位与转移则是影响联盟稳定及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美欧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和一致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亦奉行"欧洲优先"战略,由此确保了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加大以及双方对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大西洋联盟具有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促使其日趋松散化,甚至有滑向某种松散的交易联盟的风险。未来大西洋联盟或仍将持续,但由于存在内部缺陷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在蜕变中走向衰落的长期趋势将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