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古埃及的神庙建筑

古埃及历史上的新王国时期,埃及人建造了许多宏大的神庙。神庙是古代埃及的一种典型的石造建筑物,其格局几乎固定不变,是由塔门、露天庭院、列柱大厅和神殿四部分组成的。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神庙是古埃及神庙建筑的典范,充分显示了古埃及人的高度智慧和精湛的建筑技术。神庙是古埃及在建筑方面的最后杰出成就,它同金字塔一样,也是古埃及文明高度发展的见证。     

成都武侯祠宋可发《重修忠武侯庙碑记》的史料价值和书法特色研究

成都武侯祠现存的清康熙十一年(1672)宋可发撰写的《重修忠武侯庙碑记》极具文献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特色。在内容上,它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记录了清初武侯祠建筑布局、文臣武将群体设计以及祭祀礼制上的重大创新变革;在书法上,它展现了独特的书法特色,碑体整体恢宏,形神兼备,是清初书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而由女性书写的巨型碑刻,在现存的历代碑刻中也极为罕见。     

藏传佛教传统寺院内部管理模式及特征——以格鲁、萨迦、噶举三派为例

藏传佛教寺院在历史上作为藏区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传承其教义、控制庞大的僧尼队伍以及强化寺院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司法等功能,发展出了系统而又庞杂的内部管理模式。这一模式根据宗派的区别又有不同的特征。总结历史经验,加以分析与研究,有助于全面加强和创新寺庙管理,构建寺庙管理的长效机制,维护藏传佛教领域的和谐稳定。     

浅析中原地区的两次文化整合与文明探源的若干问题

社会复杂化的进程早自新石器时代便已开始,本文以庙底沟二期文化及二里头文化为切入点,结合文献中所谈到的颛顼改制等内容,对社会复杂化问题进行探讨。     

论唐代“妇见舅姑礼”的变迁

妇见舅姑礼是婚姻中新出嫁的女子正式成为男方家庭成员的标志,舅姑皆亡者则在新婚三月后行庙见礼。唐代妇见舅姑礼相比于前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法律上来说,唐代视未行庙见礼的新娘为妇,对在出嫁后三个月内死去的女子或称之为夫人,或称之为妇。唐代公主婚姻中的妇见舅姑礼也经历了一个从不执行到受重视的变迁过程。     

宋代皮场王原型“壁镜”研究

“皮场王”在北宋时期最初为普通的皮场土地,由于朝廷的连续加封,皮场土地获得“王”的封号,进入国家祀典体系。崇宁四年,宋徽宗首次提到皮场王原型“壁镜”。而“壁镜”的物种归属,至今没有定论,或言为“毒蛇”,或说是“昆虫”。依据宋徽宗对“壁镜”的粗略描述,结合文献记载,从封祀、特征和功能等方面分析,“壁镜”当为一种蜘蛛。其本身具有毒性,虫体和窠巢均可入药,对于某些病疾疗效显著,从而引起世人的推崇,随之其形象被人格化,而医药功能则被神格化。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中古郊庙歌辞中的太一信仰与政治、社会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太一信仰在民间流传甚广。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郊庙歌辞,发现太一分别在宋、梁、陈国家祀典中占据重要位置。晋时,太一为六十二神之一,不复汉时尊崇。刘宋统治者宣扬其刘汉后裔的正统身份,追溯西汉以太一为至上神的神权体系而加以改造,通过以“太一”名“天”、尊“太一”为至上神,证明其政权的合理性。萧梁时期,将“太一”作为北极星名写入郊祀歌,并以之为至高神居所,是梁武帝出于弥合三教差异、建立国家层面统一的信仰体系的目的,结合社会各阶层太一信仰情况做出的调和之举。南陈承继梁代对太一的神位设定。太一的衰败、复起与其时政权的频繁更迭、社会变迁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