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高更的"综合主义"绘画美学

高更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画家,他的艺术风格以"综合主义"绘画美学著称,对后来的现代艺术影响极其深远.他的象征性和神秘性特点,直接催生了后来的象征派,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鼻祖;他的"综合主义"美学观点中的装饰性造型和装饰性色彩等特点几乎影响了每一个现代美术流派.     

英语习语与韵律学

英语习语之所以读来如此朗朗上口，笔者认为主要是习语的音乐性在起作用。本文运用英诗格律分析和韵律分析原理对英语习语的音乐性进行了分析。     

初盛唐古题乐府兴盛探析

乐府，原是秦汉时期的音乐官署名，主要职责是掌管民间俗乐，到了魏晋六朝后就演变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乐府大量采集民歌，始于汉武帝。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乐府民歌的数量应有138首，然而流传下来的汉乐府歌辞还不到40首。这些幸存的作品因其新鲜活泼的风格成为后世不断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一般都认为，文人用乐府旧题进行诗歌创作从魏晋开始，     

现代西方诗论中的声音和意义

在现代西方,抒情诗已经成为诗歌的基本形式。西方现代抒情诗去除了传统格律之后的音乐性问题,十分引人注目,至今悬而未决。现代西方诗论关于诗歌声音、音乐性的问题讨论总与诗歌意义的讨论密不可分,论述的角度围绕作者、文本、读者三个方面展开。从作者的角度来说,节奏是先于意义的;从文本角度来说,声音与意义是相互制约的;从读者的角度来说,读者接受的是意义影响下的声音效果。西方现代诗论关于声音与意义的讨论,发现了诗歌的音乐性从传统的韵律系统逐渐走向心灵的内在节奏,从而证实了西方现代抒情诗的音乐性正在向意义层面上渗透。     

《雅歌》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音乐性

《雅歌》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两部在主旨、文体、色彩、人物形象、最初出现的时间、空间等方面迥异的作品,但两部作品具有一个共性,即音乐性。两者都撷取音乐形象和风格特征,使之与作品特定的情景、氛围形成共鸣,利用音乐听觉感受来增强作品的叙事效果。从七个层面来分析两部作品的音乐性,可以从中解读两部作品创作手法、思想内容的迥异,同时,也期望引起人们对两部看似无关的作品的内在关联的思考。     

一种音乐性的美——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艺术

俄国著名画家康定斯基认为绘画和音乐是同构的,强调两者的非具象语言因素,用音乐性的美术创造了独特的抽象绘画艺术风格,成为世界公认的现代抽象绘画的创始人,被西方现代美术史家称为本世纪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诗化艺术

从诗化艺术这一崭新的视角探究《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所焕发出来的诗的韵味。结合典型实例，解读该部小说所蕴含的诗的音乐性、诗的修辞性、诗的象征性三大品质，从而论证该部作品是一部极富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的佳作。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音乐性

汪曾祺是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很注重小说语言音乐性的作家,他小说的语言如同一曲清丽诉音乐。与他常用清丽之词短句子有关。小说中,汪曾祺穿插了多种能造成音乐性的手法：或多用对偶、对仗、比较松散的对比性的词语、句子以及排比句、叠音：或者有意使语词进行参差与平仄的排列；或者使有着特殊用意的词语或句子隔一段距离重复出现。上述手法使小说语言具有三种音乐效果：整齐美、抑扬美、回环美。这种效果与汪曾祺的艺术自觉有直接关系。     

论戴望舒对魏尔伦的翻译与批评

魏尔伦是法国象征主义大师,新文学运动初期,象征主义和魏尔伦被自觉地引入现代中国。在魏尔伦的翻译和接受上,田汉、李思纯、梁宗岱、周作人等影响了戴望舒。1926-1944年戴望舒先后翻译了魏尔伦的6首诗,戴望舒对魏尔伦的诗表现出持久的热心,几乎是持续地追求对魏尔伦更多的理解,魏尔伦启示了追求诗歌音乐性的创作道路。戴望舒的一些诗歌意象可以在魏尔伦的诗中发现相似的模仿痕迹。     

从"唱"到"说"——戴望舒的1927年及其诗学意义

1927年在戴望舒的写作道路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戴望舒完成了由《雨巷》到《我底记忆》的转变。这种转变被戴望舒本人和后来的诸多评论者解释为从诗的音乐性到非音乐性的转变。本文将这种转变界定为由“唱”到“说”的诗的语调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戴望舒本人来说是诗艺的一大进展,而对中国的新诗历史来说,也代表了由穆木天、王独清等人过分注重音韵的具有浪漫主义诗风特点的早期象征主义到真正注重诗质的中国现代派诗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