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乐教学中的歌曲艺术处理

歌曲的艺术处理要把握歌曲的情感和风格，充分运用力度、速度等多种表现手段，并调动、启发学生的想象与联想，把歌曲的艺术处理贯穿于声乐教学的始终。     

诗歌写作教学初探

弗兰西斯·培根说过:"诗歌使人巧智"这是很有道理的。诗歌能在短短几句中把一定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确实值得人们回味。尤其是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更有可借鉴之处。诗歌与其他文体相比,有更强的情感度、精练性、形象感和音乐节奏。我常常回忆起少年时的情景:乡村的夜晚,月光下,村里的孩子三三两两,在房前屋后,在村头巷尾,童声童气地高声唱着儿歌:"小竹桥,摇摇摇,有只小熊要过桥。立不稳,站不牢,走到桥上心乱跳……"唱一阵,笑一阵,悠扬婉转的歌声清脆嘹亮的笑声,震荡着村庄,震荡着原野。     

修辞音乐美及再现--双声叠韵与Alliteration和Assonance的对比和翻译

汉语双声叠韵与英语Alliteration和Assonance有着异同互见的音韵特点。它们以各自特有的韵律为语言增添了音乐美。译者可以用对应,增补,转换和省略等方法再现这种修辞的音乐美,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弦音惓惓：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曲

元明时期,古琴音乐中被人指责为“亡国之音”“衰世之音” 的“浙操”和“江操”,主要是南宋遗民创作和演绎的琴曲。其琴谱和音乐风格与北宋以来的“浙操”和“江操”并不完全相同。南宋时期,在浙江、江西等地,本就有以琴与诗之同好结成的文人群体,入元后,不少人成为遗民的重要代表。其中擅琴的汪元量、毛敏仲、徐天民等,除以诗歌创作表达遗民的失落心态和精神取向外,还将此情怀诉诸琴曲。在此背景下,大量古琴曲被作了新的演绎和再创作。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假借潇湘文学意象,抒发独具遗民心结的惓惓之情,隐逸、避世、孤独、寄情山水则是其中的主题,因而出现了《潇湘水云》《泛沧浪》《飞鸣吟》《秋鸿》《泽畔吟》等琴曲。这一过程持续至明初。明初编订的《神奇秘谱》等琴谱,可谓是对这一过程的总结性成果,奠定了后世对于若干琴曲的解读基调。明代以后,随着士人对宋文化的推崇,以及浙江、江西等南方社会文化的发达,遗民琴曲则被广泛传播,并对此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霍加特的文化研究理论——“文化主义”路径和民族志方法

理查德·霍加特是20世纪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建构的文化研究理论继承并变革了英国文化主义传统,采取了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率先开启了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对伯明翰学派的后续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其理论并未真正摆脱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的文化研究理论中的若干不足,由其后的汤普森和威廉斯加以完善。对霍加特思想中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进行分析时,应充分注意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霍加特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立场及其方法和观念上的矛盾,从而较全面地评价霍加特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意义和理论得失。     

科学时代的人类学现实主义

[提要]人类学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学科。文章明确区分了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或者说客观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应该确认包括民族志在内的所有知识得以产生的语境及其偶发性。而科学主义（一套将科学作为权威来源的说辞）却悖论式地否认科学本身得以生成的语境。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不但以社会经验为依据,并且也意识到以此获得知识的种种局限性。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市场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审计文化以及各种强权暴政,这些势力出于其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正想方设法取代各种质性的修辞研究,从而遏制批判性的思想。有鉴于此,现实主义不啻为一个探索人类学理论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的较为恰当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