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质疑《辞源》“排行”、“行第”的释文

文章认为,《辞源》对"排行"和"行弟"的解释,不仅不符合一般的事理逻辑,更严重混淆了表示长幼的"行第"和表示辈份的"排行"这两个概念。文章在分析释文错误的基础上,探讨了产生错误的原因,还进一步剖析了与两个概念相关的其他问题。     

论清代儒学的再整理

清代儒学家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重新挖掘儒学的意蕴,致力于儒学的再整理。针对宋明理学的弊端,顾炎武提出两条挽救儒学的措施,一条是正本清源,另一条是由器求道。戴震提出“道器一体”、“气化即道”、“理在事中”、“理存乎欲”等新观点,重申了儒家关心国事民瘼的民本主义思想,恢复了经世致用的学风。清代儒学表现出较强的批判意识和学术独立的意识,构成儒学的第四个理论形态。     

顾张交往年代辨正二则

明末清初经师顾炎武与张尔岐的交往对二人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文章考订了顾炎武、张尔岐交往中的两个重要年代,认为:(1)顾、张初识于康熙元年壬寅即1662年;(2)亭林《与友人论学书》很可能作于康熙七年即1668年初春,而张氏回信则在该年夏季之后。     

顾炎武诗歌的创作理论与实践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写下的４００余首诗歌，无论是对当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仅对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与论述。     

论顾炎武的风俗观

风俗是凝结于生活中的道德,在道德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顾炎武对风俗相当重视,他认为风俗乃“天下之大事”,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但风俗有良俗与恶俗之分,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整治风俗,促使社会风俗向好的方面转化;而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层应当发挥主要的作用。     

顾炎武《赋得秋柳》诗新解

顾炎武《赋得秋柳》一诗,学术界历来以唱和王渔洋《秋柳》四章为主导观点,也一向认为此诗主旨是寄意永历帝。本文对顾炎武同时在济南创作的四首诗作综合分析,认为此诗非唱和渔洋,是受徐夜秋柳诗的影响而作;该诗的主旨乃是凭吊崇祯十二年被清人俘虏的德王朱由枢,并进而表达亡国之悲。此诗的解读有助于对王渔洋《秋柳》四章的理解。     

顾炎武山西行迹考

作为明清之际沟通南北学术的重要人物,顾炎武在山西的活动是其北游于中国的重要环节。他在山西的活动主要有学术考据、人物交游及经营产业,我们把顾炎武的这些活动置于明清之际这一社会转型期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它对于人们认识明清之际山西的文化和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归奇顾怪”话亭林——顾炎武地理学思想漫谈

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不仅是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地理学家。在顾炎武的地理学著作中,《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气势规模最为宏大,二书集中反映了他的地理学思想：讲究＂经世致用＂,注重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和考订,重视实地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