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九大诗题

新诗是一种"现代性"文体,新诗现代性建设的两大任务是让中国人成为现代人和让中国成为现代强国。诗的题材比体裁更有力量,更能直接促进社会的变革。当下应该重点关注九大类型的诗:校园诗、城市诗、乡土诗、生态诗、旅游诗、爱情诗、打油诗、哲理诗、政治诗。校园诗、城市诗和乡土诗是从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角度划分出的诗的题材类型。很多打工诗歌对城市文明怨气太重,城市诗人要热爱城市文明。乡土诗要更重视审美现代性建设,写乡土诗必须以诗人的身份说话。现代爱情诗应该包括抒写人的生物性情感的情色诗和人的心理性情感的情爱诗。适度的理性和智性,更能够让人"诗意地栖居"。政治抒情诗是艺术地表现公民政治情感的语言艺术,需要唤醒公民的政治情感。     

论姚雪垠建国后的旧体诗创作

姚雪垠是新时期较早重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著名作家。本文探讨了姚雪垠在上世纪60、70年代旧体诗创作的三种类型:赠答诗、感事诗与"干校诗"。其所作赠答诗是当时与友朋间交往的心灵记录,以酬答臧克家的《璇宫感旧诗(三十四首)》最有代表性。感事诗呈现出复杂的精神风貌,以《咏怀杂诗》组诗最能体现作者的政治历史反思意识。而所作的"干校诗"则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认同类型的政治牧歌,另一种是个人隐忧型的反牧歌写作。     

论饶宗颐《瑶山集》的艺术成就

《瑶山集》是饶宗颐第一部正式刊行的诗集,在其一生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瑶山集》状前人所未状,生动描绘了瑶山的山川景象和风土人情;继承和发扬了杜甫的诗学精神,以忧患意识为基调,表现了深沉博大的爱国情怀和坚毅豪迈的人格情操;以独立自由的写作姿态,以史识、典事、考据与诗情并融的艺术创造,表现出了现代学人之诗的基本特征。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时代·徐志摩诗·悲剧

对徐志摩诗的误读,以及对他与三位女性的情感纠葛的浅层次诠释,至今仍然贻误着读者。如果从时代背景来考察,以诗人艺术地政治介入,行进中的矛盾二重性,文化素养与生存环境的冲突,去纠正历来对几首徐志摩诗的误读。并通过对徐志摩与三位女性的深度剖析,找出他与三位女性纠缠中深蕴的悲剧精神,以及此悲剧精神对徐志摩本身成功行为的一种再诘难。     

悲剧性和解:北宋词的生存策略

极富心性特征的词为了调和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在词人与政治王权之间、词体与诗教规范之间主动或被动达成和解,以损伤词人意识、文体特征的方式使词和词人获得了悲剧性的生存。和解是一种延缓性的生存策略,同时也是一种迁就性的文化策略。和解现象的出现,与北宋王朝守和的国策、北宋人的包容性格、北宋文化的整合态势有关。相对雅化而言,清晰地揭示词体演变的内在轨迹是和解的意义。     

论北宋使辽诗

北宋频繁派遣使臣前往辽国,部分使臣将出使期间的见闻与感受形诸歌咏。使臣们出使途中情绪往往恶劣,诗歌中表现为对于异乡的气候风景、异族的民俗风情的排斥不接受,愁苦落寞的意绪成为使辽诗的主旋律。他们在诗歌里要追究五代割让土地与北宋不能收回失地的原因,检讨现实的对辽政策。他们到达辽国之后,通过实际的接触,对待异乡异族的情感往往会有相当的转变。往往从拒斥转向适应,从陌生转向友好。他们或者将这种交往的过程与感受形诸文字,甚至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良好影响。     

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

方塔出土汉文诗集是一部少有的西夏诗集。这部诗集出土于西夏佛塔中 ,从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可以看出 ,在西夏王朝儒释二教也业已合流 ;诗集中有不少反映节日习俗的诗文 ,由此也可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并无二致 ;诗集的装订方法比较独特 ,它可能是早期的线装本。     

陶谢诗中之"理"比较--兼论诗与理的关系

诗与理的关系是文学史上较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而以六朝及两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陶渊明及谢灵运是六朝时期开宗开派的文学大师,受魏晋玄风影响,他们诗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玄理.但不同的是,陶诗之理从生活中悟得,以审美方式呈现;谢诗之理从书本上习得,以哲理方式存在.关于两种理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对于认识六朝及有宋一代文学的特质或许有一定裨益.     

琴诗与哲思：苏轼音乐存在的困惑与解答

在深受释、道影响的苏轼身上,诗歌、音乐与哲学都有丰富、深刻的体现。现存苏轼琴诗展示出对音乐存在方式的高度关注。苏轼在《琴诗》中质疑音乐的存在,由此提出“琴非雅声”说,并在针对陶渊明“无弦琴”所作的翻案诗中直面消失的音乐,对乐器、音乐机制与音乐的关系作出客观评价。面对稍纵即逝的音乐,苏轼提倡音乐中的审美人格,用诗歌记录、保存,使音乐在文化、审美的层面上得以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