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馆臣对词之起源及其"变"之认识

清代纪昀等四库馆臣认为,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兴起与发展由诗转变而来的,它萌芽子唐、五代,盛行于两宋。金元以降,词与音乐日趋分离,流为一种文章。四库馆臣之宋词之“变”说,较为客观地显示出宋词发展的阶段性,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宋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论朱希祖的《臣瓒姓氏考》

臣瓒《汉书音义》研究是《汉书》旧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向为古今学者所重视。臣瓒姓名存在六种不同说法,迄今尚无定论。朱希祖曾提出臣瓒为“裴瓒”说,而其文在海外已难寻觅,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项研究在海外的顺利进展。朱希祖认为,裴氏为河东名门望族;裴瓒之官职“秘书郎”与“中书郎”职可互通;《晋书·裴瓒传》不载其集解《汉书音义》乃因史笔所讳。     

先秦两汉“节”观念的嬗变及其社会意义

“节”观念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盛行于两汉。其内涵在先秦两汉之间有着重要的转型,具体表现在：起源于春秋、形成于战国末期的“士节”强调士对当时贵族阶层的个体效忠,至两汉则转变为对国家效忠的“臣节”,进而拓展成为女性效忠丈夫及彰显于社会的“女节”。至此,“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而多元的社会伦理范畴,与“忠”“孝”“义”等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并对维护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秩序起到了强有力的维护作用。     

日本公使觐见同治帝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首次接见各驻京外国公使.有幸参加这次站立觐见活动的日本全权公使副岛种臣不仅单独一班,而且先一班觐见了同治帝.日本获此殊荣表明中国对日本政治立场的改变.19世纪70年代,东亚区域内国家已开始运用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重整东亚地域内秩序抑或对自己所属领地以及附属邦土进行主权确认.中国愿意与日本建立西方近代的国家间平等关系即为藉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制约日本对自己在东亚区域内之属邦进行侵蚀的一个举措.     

圆明园正月的筵宴活动

正满人入关后,清基本上继承了汉族顺应时令的古老节庆风俗,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满族传统民族特色。春节是汉民族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清代宫廷也极其重视春节,圆明园正月的筵宴活动就是典型的代表。形式多样的筵宴活动是圆明园正月里的重头戏,特别是从乾隆朝起每年清帝都在圆明园必设"上元三宴"。一般来说,"上元三宴"定期定例举行,但因斋期、天象等原因也有停止或者移到其他日子的时候。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和乾隆     

论唐太宗失政不自晚年始

近几年,论者对太宗晚年之失已有评述。一般所谓晚年,是指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后。从此时起,太宗对内外施政颇多失误。然太宗之失,实不自十七年开始。《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六年十二月云:“帝与侍臣论安危之本。中书令温彦博曰:‘伏愿陛下常如贞观初,则善矣。’帝曰:‘朕比来怠于为政乎?’魏征曰:‘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帝拊掌大笑曰:‘诚有是事。’”注     

论文学与政事的融合——以唐代词臣的敏赡素能为中心

以文求仕是唐代士人进入政坛的基本途径,而文学能否服务于政治,是素来存在争议的。这种争议未影响选官制度对文学的重视,说明了以文学从政的合理性。唐代政务运转以制诰为中心,如果聚焦于知制诰的词臣的高级才能"敏赡",或可切入分析文学如何达成与政事的融合。无论是日常履职还是应对紧急情况,要高效、妥善地处理政事,词臣敏速地起草制诰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赡"包括富赡的学识、措辞、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密的表达,这对于制敕的生成与作用非常关键。词臣可能身兼政事参谋、顾问之职,参谋顾问与代言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都需要敏赡的素能。借由敏赡,文学与政事达成了融合。在朝廷其他部门与地方政务运转中,敏赡素能同样具有广阔的施展空间,因而成为选士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入仕的核心才能也成为社会共识。     

"君道"与"臣道"的分别:《论语》"问政"研究

通过比较《论语》君主和臣下"问政"的不同,可以清晰地把握孔子政治哲学中君主和臣下的不同职业分工.在孔子的政治哲学中,君主要做到"为政以德",引导政治体的走向,举贤任能使政治体得到良好的治理.而臣下正是具体政事的承担者,他们辅助君主承担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与君主共同维护政治体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发展.     

第三讲 伦理（三）

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指 三条纲领和五项永恒的原则。这是儒学的基本道德规范。 三条纲领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鱼网上的大绳，与纲相对的是目，目是网眼。举起纲，网眼就张开。目对纲，是绝对服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