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租威海卫时期中国法律及习惯的法源考察

《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第九、十九条规定民事案件可以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习惯来处理,中国的法律和习惯适用于诉讼双方都是中国人的民事案件,明确地表明英租威海卫确实存在着二元化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律及习惯的范围包括《大清律例》、习惯和习惯法、情理等,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法律传统。     

界限与张力：因果推断的可然性——基于休谟的人性理论分析

因果推断理论是休谟整套人性认识论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休谟对因果推断的过程进行了揭示,并指出因果推断是人们在＂物象恒常会合＂基础上的习惯性联想。而对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问题,休谟给予了解释,即必然性观念是人心中的一种主观信念。因此,休谟认为因果推断实质上是一种可然性推断,这也正是人的认知限度和认知过程的张力所在。     

国家政策之思考——基于民法第6条与台湾民法第1条的比较

我国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国家政策"作为民法的渊源之一,但是对国家政策的概念没有明确界定,其制定主体、适用范围、与民事法律之间的关系都存在模糊性,国家政策在民事法律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完善国家政策具有必要性。台湾民法第1条与我国民法第6条规定有相似之处,但是存在一定的区别。我国民事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习惯、法理作为民法的渊源,这具有特殊性,但是符合我国国情。习惯、法理作为民法的渊源,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行详细论证。     

桃李不言心志为坚——记"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郭海明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郭海明教授于1993年被保送进入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在校期间,他十分注重自学能力的培养,能够做到课前预习,课中认真听讲,课后及时复习,因此在本科期间学习成绩十分优秀.不同阶段对学习方法的要求自然不同,尤其是大学,学习方式不同于高中阶段,高中为灌输式,大学则是自由吸收式.郭教授能达到现在的高度,与他的学习习惯是密不可分的.回想起在河南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光,郭教授感慨道:“当时学校的条件不是太好,教室和宿舍都没有暖气.即使很冷,我也会早起去学习,为了学习和科研,我可以少睡觉、少吃饭.因为我对自己所学的东西都是感兴趣的,所以不觉得累和苦.”     

我国物权法定原则的界定问题研究

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统一规定。近代大陆法系国家通过以法律明文规定和解释上来认此原则两种模式对物权法定原则采行适用。我国物权法定原则应如何界定 ,本文从该原则的外在形式 -物权法定之“法” ,从该原则的内涵 -物权法定之内容两个方面对此原则进行界定。特别是针对习惯、政策、司法解释能否创设物权类型、扩大物权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略谈英语中的性别歧视

英语是一种有性别的语言,存在大量带有性别歧视痕迹的语言现象。这种语言特征反映的正是性别歧视的文化传统。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权运动不断改变人们思想中“男尊女卑”的观念,并对消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危险驾驶罪定罪问题探析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都逐渐认识到危险驾驶罪立法设置的必要性和适用的复杂性。对于犯罪的认定,需要从犯罪既遂形态类型、犯罪责任的要素、犯罪停止形态、罪数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的指导下准确认定本罪。     

升学准备:促进中学生学校适应的重要途径

学校适应是学生通过积极的身心调整和学校环境相互作用,顺利完成学业、发展个性、实现学校教育目的的过程。学校适应得好坏对中学生成长的影响较为巨大。研究发现,我国中学生学校适应性总体水平一般。虽然当前学术界对影响中学生学校适应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切实的结论,但是对于引起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没有涉及。笔者认为小学生升学准备不足是导致中学生表现出各种外显问题的深层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小学生升学准备的建议。     

一种逆向比较：法官的法律推理和当事人的习惯推论

在大陆法系中,法官的主要法律推理形式是司法三段论,在形式上属于演绎逻辑,反映“观念的关系”,具有确定性;但在实质上,司法三段论反映的是“事实的关系”,不具有确定性。因此,法官将法律条文作为大前提推导出当事人的法律后果,但是当事人不是根据法律条文而是习惯来推导出自己的法律行为。法官的司法行为和法律直接相连,但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并不和法律直接相连,而是和司法裁判的结果直接相连,引导当事人行为的不是法律而是司法裁判。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规则之治,而当事人则服从习惯之治,即规则之治展现给当事人恒常的结果,完整的法治是由规则之治和习惯之治所构成。     

理解“当代学术史”——读余三定主编《当代学术史研究》

每个读书人大都会有自己的读书习惯。多年的读书经历,我养成了“以貌取书”的习惯：先看出版社和书的印制以及著者和书名。余三定主编,六十七位学者合著,洋洋六十七万字,装帧考究印制精美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