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问责制的法制环境与配套措施建设

问责制是对政府的违法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合理的问责制,必须从法制环境与配套措施建设的角度入手,通过追究官员确实应承担的责任,促使官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真正负起责任。     

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源于西方政治的问责制(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如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正在推行.为了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对于英文"accountability"初始涵义,以及"责任"、"公共责任"等相关概念的考察就成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了这些概念之后认为,公开、民主、公平和效率是当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所追求的目标;而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有:政府官员应对其已履行的责任向人民汇报说明;对没能履行的责任要接受民众的问责;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问责;来自法律法规的问责及来自自身的问责.显然,把握问责制的这些内涵,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成功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香港特区政府的问责制改革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开始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改革。这项旨在适应社会和市民对政府的问责性要求和提高政府能力的改革措施的推行,构建了一种在非责任政府体制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实施两年来,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的路向是正确的。它在香港政治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彰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要以民意为依归,要向民意负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两年来的制度化进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问责客体限于政府系统;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程序可操作性不强;问责的法律体系尚存缺陷;转型中的行政生态环境还不能有力地促进问责制的推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是: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克服制度缺陷;革新行政环境,再造责任型行政伦理。     

从行政道德到依法问责——对于我国高官问责建制的若干思考

高官问责再度引起了公众对于行政道德的关注,它在制度上适时填补了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之间的空白。道德抑或伦理的约束只是一种软性力量。高官问责在界域和体制维度上的建构、扩展以及纵深,根本上有利于通过法制他律最终促成行政部门的道德自律。实现问责制度化的系统性和预期性,其关键即是从行政道德走向依法问责。     

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政府绩效评估以其倡导的"顾客至上"、"公众本位"等理念,在现代公共管理领域承载着改进公共责任机制的功能,是一种新型的政府责任机制。在我国,由于政府绩效评估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指标、程序和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削弱了其问责功能。当前,可以从树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理念、拓展绩效评估主体范围、确立绩效评估指标、规范绩效评估程序、加强绩效评估制度建设、健全电子政务绩效评估制度来建设良好的问责文化、促进问责主体明确化、问责内容具体化、问责程序无隙化、问责制度化、问责信息化,从而实现政府绩效评估问责功能的完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高官异地审判的实践困境与完善构想

异地审判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在惩治高级官员涉嫌职务犯罪时遵循的一项惯例,其渊源可追溯至历史上的治吏之道。高官异地审判可以降低审判过程和结果受到案外因素干扰和影响的机率,保证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反腐肃贪。我国立法未有高官异地审判之明确规定,该制度之法理仍存争议,导致实践中存在一定问题。应当从制度内容和程序设计等方面对其加以完善。     

政府责任管理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直接或间接承担的责任在种类上时有调整，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影响力日益提高。因此，如何改革政府的责任机制，进行有效责任管理，提高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履行责任的能力，成为各国政府改革关注的重点。就实际情况而言，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程序化的责任管理模式，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本文将在阐明责任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对官员问责制的论述，分析国内责任问题现状，从其现行障碍、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阐述。     

幸福

幸福的生活有三个不可缺的因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事做。三是能爱人。有希望。亚历山大大帝有一次大送礼物,表示他的慷慨。他给了甲一大笔钱,给了乙一个省份,给了丙一个高官,他的朋友听到这件事后,对他说:你要是一直这     

生态问责制的“中国道路”:过去、现在与未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生态治理和责任追究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中央的持续探索构成了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实践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问责制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但在实践运行中也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程序模糊和问责覆盖面不全等现实问题。未来应通过拓展问责主体边界、前移问责关口、规范问责程序、强化问责信息公开和问责评估等渠道,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建构和完善生态问责的多元参与机制、全面覆盖机制及科学的评估机制、运作机制与信息公开机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生态问责制的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