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拱的义利观

高拱的义利观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义者,利之和",提倡计功谋利,反对"以名为利";二是"理财,王政之要务也",力倡生财之说,理财之道.这种以功利为价值取向的义利观,既是高拱批判宋儒超功利主义的理论武器,也是他主政期间大力推行经济改革的思想指南.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上)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知人论世——《高拱年谱》序

明清至今,高拱没有年谱,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生平身世、改革事功和学术思想隐而弗彰,不被世人所知。因此,要知其人,论其世,识其学,编著《高拱年谱》非常必要。这不仅有助于研究高拱及明代中后期历史,而且对继承和弘扬明代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高拱学谱(上)

高拱作为明代嘉、隆、万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期,即奠基期、发展期、实践期和构筑体系期。现综合明清相关史料和高拱著述文献,对其学术四期加以初步梳理,以凸显他在明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     

高拱哲学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高拱哲学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迄今已有60余年。据统计,共出版专著2部,发表论文20余篇,硕士论文1篇。在高拱哲学内容、哲学特质、精神品格以及与阳明心学和道家哲学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着诸多薄弱之处,需要加强。     

高拱儒学思想漫议

高拱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服膺法家学说者。他不仅以君子儒自期,对孔圣和儒学有着真诚信仰,而且还基于儒学原则提出与宋明道学传统相异趣的儒学思想。他秉承儒学固有传统,言实学行实政。其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充溢着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     

高拱实政用人改革实践及成效

高拱生活在明朝后期，由于看到用人制度的腐败及其严重后果，在对当时官吏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的思想，利用自己内阁首辅掌管官吏的职权，大力推行实政用人改革措施，革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场弊端，激活已经衰退了的用人机制，提高机关衙门的办事效率，维护正在衰落的封建统治，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开创了明代吏制改革的先河，并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     

论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高拱的唯实无神论思想。首先，通过批判天人感应论，阐发了“在天有实理，在人有实事”的唯实无神论。其次，通过批判灾异谴告说，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天人交胜论。再次，通过批判五德终始观，否定了“五行生胜”的历史循环论和“帝王受命而兴”的历史宿命论。最后，阐发了高拱将天下的“有道”与“无道”、社会的“治”与“乱”视为无神论和有神论产生的社会根源     

顾命政治视野下张居正的行政轨迹——张居正“人亡政息”新解

由于皇帝年幼，万历初政只能是顾命政治。根据穆宗临终的安排，这一顾命政治是集体顾命，而不是一人顾命。但在皇位更替之际，张居正与内廷势力通过政变改变了这一模式，最终形成了张居正一人独当顾命之任的局面，其压力陡然增加，其任务更为艰巨，其手段必然特殊。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张居正的政治行为，就必须以顾命政治的视野来认知。可以说，在十年的顾命生涯中，张居正根本就没有顺利而又圆满地完成这一特殊的政治任务：他没有将皇权顺利移交到神宗手里，没有将神宗培养成“圣君”，没有组建强干精明的内阁和九卿班子。随着他的病逝，由其主导的顾命政治便轰然崩塌，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张居正“人亡政息”，其实就是指万历初年顾命政治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