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围龙屋的文化功能看其历史文化积淀——以粤东梅县丙村仁厚祠为重点分析

围龙屋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它集中体现了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从哲学视野来看,它是客家人的精神空间的缩影;从建筑形式来看,它是客家人建筑艺术智慧的结晶。     

《竹林中》的后现代主义显征

《竹林中》的后现代主义阐释不但是一个假设与尝试，而且也试图证明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态势和艺术手法在后现代之前的极具创造性和叛逆性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竹林中》的后现代主义显征主要表现为：去中心化、表征危机或语言游戏、情节的不确定性、形象的不确定性。     

“人龙舞”形式内容、功能特征和价值意义的社会学阐释

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人龙舞”的起源、结构、功能特征和价值意义．研究发现“人龙舞”具有中原“龙”文化和海洋文化双重特征．其功能主要表现在教育功能、人的社会化功能和健身娱乐功能;其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强身健体、推动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     

探究龙文化

从古到今,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同样,在中国文化中,龙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龙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龙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探究龙文化的途径之一。     

"酃"字考

酃在汉代是今衡阳市东耒水入湘处的地名,自赵宋以来是今湘东炎陵县名.其偏旁霝字同雷、电、震、霆为同一个词族,是古人对雷电自然现象的文字记录.酃曾名为寵和庞,反映了先民对雷电之自然崇拜到龙之神灵崇拜的认识进程,也是我国龙崇拜源于雷电崇拜的一个典型例证.汉酃和宋酃在行政、地域和农耕文化的联系,可证洣水、耒水流域是炎帝神农氏的家园,酃以地望名的形式保存了这一历史记录.     

文化隐喻视角下中国 龙 和西方 Dragon 的比较

中国龙和dragon,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隐喻。前者是通天神兽、帝王人杰象征、吉祥瑞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保持着浓烈的文化活力;后者在希腊神话和圣经故事中的形象奠定了其邪恶与凶残的意义基础,在中西跨文化交流时不仅要理解西方文明,而且要努力消除西方对中国龙的文化误读,从而缩小认知差异,彼此理解认同。     

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

中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酒虫>,日本的芥川龙之介据此创作了小说<酒虫>.芥川的<酒虫>与蒲松龄的<酒虫>是题目相同、故事相同,而体态、气韵却大异其趣.蒲松龄是用散文小品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是用小说创作的手法来写<酒虫>的.芥川的<酒虫>有从外在转向内在的人物心理刻画,有极具功力的氛围营造手段,由于时代所限,却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的樊篱.因此,芥川只是站在二十世纪小说转移的门槛上,还没有登堂入室.     

西晋八达之游所见名僧与名士之交往——兼论中古佛教《放光经》的译传及影响

<高僧传>所载名僧支孝龙为西晋八达一事,在中古佛教向上层士人的传播方面,有较重要之意义.本文通过梳理与支孝龙相关的各种记载并加以综合分析,为其八达身份提供旁证,进而以<放光经>由竺叔兰译出和支孝龙开讲为线索,探讨和揭示典籍缺载的支孝龙、竺叔兰与名士交往的幽隐环节.而支孝龙和竺叔兰凭藉个人的玄学清谈素养与名士交往,为佛教在上层士人中的传播打开了局面,二人在中古佛教史之重要地位亦值得注意.     

柳宗元初到永州的心态解读——以《谪龙说》《江雪》《首春逢耕者》为线索

以初到永州所作三则诗文——《谪龙说》《江雪》《首春逢耕者》为线索可以发现,柳宗元贬永初期的心态是复杂的,既充满着不久即可重新启用的自信,保持着狂傲书生的故态,又残留着身为京官的自得,深蕴着远离故乡的忧伤。     

中国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

龙是由两种或多种动物和其他物组合而成的幻想中的动物。组合成龙的动物或其他物,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它们都是民间信仰中具备兴云布雨或司水理水职司的神灵。由此可见,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密切相关。人们为了有效或尽快解除水旱之灾,往往同时祭祀多种水神,即将多种水神放在一起祭祀。祭祀的对象往往不可能是实物,而多是象征物或图形。当人们将多种水神象征物或图形放在一起作为祭祀对象时,就很有可能将他们组装在一起。多种水神动物和其他物的组合便形成了幻想中的动物——龙。龙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水神动物由简单组合到复杂组合的历程。在这一漫长的组合历程中,留下了不同的组合体,因而也就形成了千奇百怪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