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Dragon”之辩：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回顾了“改龙”之说引发的辩论，分析了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概念。对于是否“改龙”这一学术命题的结论是：这两个概念虽非对等。但并不妨碍大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龙的认知，“龙”的英译“dragon”毋须更改；修正乃至废弃龙的形象则更属削足适履之举，指出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必要的跨文化知识积累和开放、宽容、理性的态度。     

绝望中的希望——从《杜子春》中的老人看芥川龙之介

《杜子春》是芥川龙之介根据唐代小说《太平广记·杜子春》而写的一篇童话,发表于1920年。当时,芥川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痛苦中,借《杜子春》一文表明了自己对绝望人生的希望。通过从作者和历史两方面作考证,提出作品中的老人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而杜子春则象征着作者周围的世界。而作品中老人对杜子春的态度表明了芥川对人生的态度。     

民国初年广东三督关系考辨

辛亥广东和平光复,由于光复后特殊的政治局势,形成了胡汉民、陈炯明与黄世龙三督共治的独特格局。在共治期间,胡汉民与陈炯明由于是有着共同政治目标、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同志,因此能够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为稳定广东局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开局。而参督黄士龙由于与胡、陈政治目标不同,产生了政治上的分歧。由于胡、陈能够达到一致,使得在这场三人政治博弈中,最终以黄士龙的出局而告结束。     

论李贺《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中竹意象的独特性

集潇洒风度和妩媚之态于一身的竹子历来为士人所赞许咏叹。李贺独特的“竹笋”意象群似乎与唐代的普遍认识和而不同,它们突破了传统的竹子意象性格,与诗人本身经历具有密切的关系,显示出了诗人自我价值追求和艺术意志。     

史前信仰中神龙形象来源刍议

人类信仰的一切形象都源于可被观察的自然现象,受崇拜的形象并非来自虚幻,而是自然现象被神化的结果。本文旨在比较各上古文化的信仰内容,并藉此了解中国龙的形象自然来源。对照上古文化信仰可以发现,自古埃及以降的闪米特文明都有神奇蛇的信仰,但这些蛇都是克托尼俄斯的神物,代表地下界,从不升天也不飞翔,这种信仰符合蛇的自然本质。然而中国的龙完全不同,其为天神,既不符乎蛇的本质,又和其它古文明崇拜的蛇神形象大异其趣。因此可以推断,埃及蛇与中国龙的形象和神能俱不相同,形象来源应该也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笔者以为龙的形象来自昆虫。龙的崇拜源自农耕文化,而昆虫对农耕生活影响极深。农人天天观察昆虫,发现其具有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由蛇体化为鸟形,也只有昆虫能暂死后再生、升天。因此古人神化昆虫,这实为龙的形象与崇拜来源。不同地区的萨满教,都有崇拜昆虫变形、羽化神能的痕迹。不论从考古资料或古代文献中,都能发现中国先民确有尚虫信仰。古埃及人也崇拜过昆虫,事实上,笔者认为与其和埃及的蛇神作对比,中国龙可能更近似于古埃的金龟蜣螂甲虫崇拜。尽管埃及的金龟和中国的龙崇拜在起源、发展上关联性不大,但两者的信仰观念与象征意义却相当接近。本文以中国龙的古代造型和自然幼虫作对照,发现很多幼虫尾巴上有带着犬齿的假头或尾刺。这种双嘴的形状恰好符合古代中国龙的造型特征,尤其在商周礼器上,头尾两端双嘴的龙形更是随处可见。头尾双嘴是幼虫的特征,农人观察昆虫,依其形体创造出神秘概念,而神龙的双嘴形状正可旁证龙的形象源于昆虫的说法。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着重讨论夏禹的故事和其名号。夏禹形貌为虬龙,其名"禹",恰和"虫"同字,故龙、虫义同。夏禹神话也表达了幼虫与神龙的同等性。     

类型与变异——论东亚文学视野下的“杜子春故事群”

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学传播的研究中,文学类型、文本变异的促因及内在规律探索十分关键.唐传奇《杜子春》取材自佛教故事,主旨却宣扬“成仙不易”的道教观念.该传奇对后世及东亚文学产生较大影响,引起日本、朝鲜文人的仿做、改编,在东亚范围内形成了一组特色鲜明的“杜子春故事群”.以类型学理论和“文化过滤”理论对“杜子春故事群”进行阐释,可见东亚修炼题材小说所蕴含的宗教趣味.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舞龙运动的文化解析

舞龙运动源于上古的祈龙求雨，到汉代，成为一种大型的娱乐欢庆节目，唐宋时期已成为一种常见的节日欢庆习俗，并逐渐脱离了“祭祀求雨”的意味，而演变成民间一种重要的节日娱乐狂欢活动。舞龙运动是华夏民族龙文化的物质载体，这一运动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深刻认识传统文化中和谐文化的精髓，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     

文化不可译性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从“龙”的英译看中国民族形象的维护

文化是国与国之间交流的重要方面,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个国家都有一些词汇承载着其独特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在其他国家的语言中无法找到对应的项,即文化不可译性。这些文化负载词作为各个国家民族特性的代表,其翻译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如何翻译这些文化负载词对于彰显民族特性、传播民族文化有着重要意义。＂龙＂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象征,包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民族情感。然其英译dragon却无法突出这一特性,且dragon在西方文化中的文化意义会给中国的民族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妥当地翻译＂龙＂,以正＂龙＂名,对于中国形象的维护和文化的保护显得越来越重要。     

想象中国古典抒写人生理想--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作品群

本文把芥川中国题材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进行整体观照,分析了它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内涵,指出芥川借中国题材作品进行古典中国想象,并不是出自对中国的好感.他只不过借此题材抒写他的人生理想而已.作品中表现出的某些心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总体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