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隐含因果性和语篇话题性对回指选择的影响

动词隐含因果性和语篇话题性是制约回指选择的重要因素,但两者对回指选择的影响机制及交互作用仍不明确。语篇生成续写实验表明,动词隐含因果性确实会影响到后续指称对象的选择,并在原因类联结关系中得到加强;当动词语义倾向回指的对象为新引入的实体,而非语篇话题时,其回指倾向最显著。这说明基于给定语境生成语篇的过程遵循省力原则,但与语篇话题性相比,动词隐含因果性对回指倾向的制约更具刚性。     

从吐鲁番到敦煌——Turpan(吐鲁番)一名语源、语义考

元代汉文文献及历代西域文献所记Turpan(吐鲁番)一名的语源、语义可追溯到西域伊斯兰化之前的历史时期。Turpan(吐鲁番)在语源上属于印欧语系的西域古代地名,在语音上与"敦煌"及敦煌粟特语文书中出现的地名δrw"n有着对应关系,在语义上,与"高昌"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及其在西北边疆的抗战宣传

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又称"回教抗敌救国宣传团",是全面抗战时期著名的回族爱国团体,其以对西北回胞宣传抗战救国为工作宗旨,历时半年,行程一万四千多里。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的宣传内容主要包括戳穿日本侵略者回教政策的欺骗本质,揭露日本侵略者对回胞的残害暴行,呼吁西北回胞抗战到底,力倡回汉及回胞内部团结并发展教育事业等。该团的抗战宣传工作社会反响积极,赢得了西北回胞及新闻媒体的高度认可,为巩固西北后方及团结西北回胞抗战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突厥地名札记

对德藏吐鲁番出土突厥语写本T II Y 58的解读表明,其中涉及古代高昌地区的重要地名,部分为古突厥语、梵语双语表达而梵语词以婆罗谜字母书写,是这段文字的特殊之处,如Da?ahaihura/On Uyγur"十姓回鹘"。相当于汉语地名"高昌"的地名,文书中也有古突厥语和梵语两种形式:Secuvade?a?rinagara/Qo?o,前者的Secuva仍可以追踪其汉语来源。对应于汉语地名柳中城的突厥语Lük?üng Bal?q,前半音译自汉语,突厥语tall?γotruγ在语义"柳之洲"上与汉语原型柳中有所迁移,暗示当时一地可能存在多语、多种形式的地名。     

《围城》中第三人称指称衔接的英汉对比分析

指称衔接在英语和汉语语篇中普遍存在,但具体使用方式有很大区别。以韩礼德的英语衔接理论和许余龙的汉语衔接理论为基础,结合徐赳赳等对篇章回指的制约因素的探讨,选取《围城》及其英译本第一章为语料,使用AntConc软件做定量分析,系统研究了英文第三人称(指人)指称衔接在对应的汉语句子中的处理方式。分析得出,英语使用第三人称代词衔接时,汉语中常常省略人称代词,即采用零回指的衔接手段,这是因为汉语受语言内部的语法限制较少,而英语在语言内部受到严格的语法限制;此外,汉语中零回指和代词指称的选择受到不同制约因素的限制。     

隋封高昌王麹伯雅弁国公索隐——兼谈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

隋炀帝曾封高昌王麹伯雅为弁国公,本文认为弁国指高丽国。炀帝大业八年带伯雅首征高丽不利,回到洛阳,封伯雅为弁国公,是准备二征高丽获胜,派伯雅镇守其地。炀帝有此奇想,是受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题记称"面貌类高丽"的启发。炀帝大业九年二征高丽,因杨玄感起事撤兵,未能如愿;大业十年三征高丽,虽自称得胜,但其时,伯雅因进行"解辫削衽"汉化改革,导致"义和政变",已逃到西突厥避难,炀帝的奇想终究没能实现。     

西凉秀才策试制度研究——以《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为中心

《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察举制度的实物资料。以往的研究侧重于策文的思想内容、秀才的士族身份等问题,事实上该文书还揭示了秀才策试制度的程序、公文体式等多方面的信息。它是王国体制下选官制度的产物,为我们如今研究北朝地方政权的政治文化生态,以及中古政治和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本文从该文书的书写形态出发,通过对公文体式的微观考察进一步揭示该文书的性质,以期对汉晋以来察举制度进行更直观、具体的考察。     

同在屋檐下——云南德钦“藏回”结合式家庭的家屋研究

对家屋的研究,属于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的一部分。文章通过对云南德钦"藏回"结合式家庭的家屋进行分析,指出"藏回"是一个含括的概念,其家屋也具有含括性,是一种"同在屋檐下"的存在状态。在微观上分析民族关系,我们看到了局部的"特性",也要看到整体的"复合性",并印证精神层面也是整体优先于局部。由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构建和谐家庭,推演构建其乐融融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是"藏回"研究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