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太阳神权

神权是古代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之一,它毫无例外地对古代世界各国产生了影响,但其影响的程度又因不同的国家而有所差异。而在古代埃及,神权对它的影响就多一些、深刻一些。“神权政治,殆与埃及古史相终始。”笔者论述了埃及古王国时期太阳神权最终确立的历程,从而揭示出神权对埃及古代社会特别是王权的深刻影响。     

从河西张掖到西域高昌:麹氏高昌国和氏研究

和氏为中古麹氏高昌国的世家大族之一,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以及传世典籍的梳理,可以钩稽出和氏在张掖的成长历程及其由张掖迁往高昌的大致线索。迁入高昌的和氏在与张掖袁氏等河陇迁入的家族保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也与迁入高昌的敦煌氾氏建立了婚姻关系。和氏人物主要任职的机构是麹氏高昌国的出纳审查机构与高昌王府,显示出其与高昌王室关系亲密。将和氏与"义和政变"集团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与政变集团的婚姻关系,和氏人物官职的变化并不能反映出和氏对"义和政变"的深度参与。     

从“二元分治”到“合署办公”——唐初西州三府关系考述

贞观十四年(640),高昌国覆灭，唐随即将羁縻州“西昌州”改为正州“西州”。唐在西州设置了两套军政系统：一为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县；一为西州州府，治所在高昌县。二者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分治”关系，一管军事，一管民政。贞观十六年(642),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南下，入寇西州。安西都护府约在此时成为西州唯一的州府级军政机构，治所也移至高昌县。显庆三年(658),为更好地经略天山以南的羁縻府州，安西都护府再次移至龟兹，唐在西州设西州都督府。西州都督府虽只治西州一州，但为配合全国形势，仍与西州州府“合署办公”,西州州府有名无实。     

从“责任”到“尊严”:康德目的王国的实现路径

责任概念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康德由善良意志推导出责任概念，认为责任是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并进一步说明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仅合乎责任的行为不具有道德价值。康德在回答人与人之间相互履行责任的理由时，构建了一个由普遍规律约束起来的不同的有理性者构成的目的王国。在目的王国中，康德认为人应该运用理性去获得德性，期望人能够基于责任并超越责任的束缚而出于完全的自律去追求尊严。同时，责任是实现人尊严的起点，它何以引导人获得尊严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这是研究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融合中原和西域文化“DNA”的画像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伏羲女娲图》一瞥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北郊的荒漠戈壁中,是自西晋至唐代以来高昌王国居民的公共墓地。1965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发现了一批绢画和麻布画,其中就有《伏羲女娲图》。后来又陆续发现了数十幅《伏羲女娲图》,现有28幅收藏于新疆博物馆,均出土于吐鲁番地区。伏羲和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类始祖。     

浅谈递归程序的分析方法

通过实例介绍嵌套分析法、“回推”和“递推”分析法两种分析递归程序的方法，旨在对递归程序的执行过程有较深刻的理解。     

吐鲁番出土《唐怀洛辞为请公验事》考释——兼论唐代的捕亡类公验

《吐鲁番出土文书补编》首次刊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唐怀洛辞为请公验事》文书，为了解捕亡类公验的用途提供了新的证据。该文书应是申请捕盗公验案卷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是怀洛向高昌县县司陈辞，希望给与公验，以便在交河县安乐城抓捕盗贼。《唐怀洛辞为请公验事》文书便展示了捕亡类公验在访盗时的用途，其中所载怀洛申请公验，是更进一步用于“捉送”的环节。唐代的捕亡类公验是一种实用而又灵活的文书凭证。除了常见的出行类公验，此类与捕亡相关的公验也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土地管理机构

古代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始终是其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设立和组织行之有效的土地管理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土地办公室成为古埃及中央行政管理的核心部门之一。文章以土地管理官员的坟墓铭文、石碑铭文及纸草文书等文献为基础，进而对土地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构成、行政等级和职责进行解析。对古埃及土地管理机构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晰古埃及行政管理的结构，以期为古代埃及行政管理体系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视角。     

火焰山下的小“长安” 高昌故城小记

唐贞观三年(629年),一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行至高昌城,高昌王麹文泰热情相迎,与他结为兄弟,约定待求法归来,再回到此地弘法,并遣派4个沙弥、赠送大量物资、修书24封助他通关前行。贞观十七年(643年),玄奘启程东归,欲前往高昌践约,听闻麹文泰已因病去世,无奈作罢。《大唐西域记》成书后,玄奘还不忘将其赠与麹文泰在长安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