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领导权配置对中小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

对处于经济转型期背景下的我国中小企业而言,战略柔性是推动其及时、有效地应对快速变化的一种能力保证。文章基于资源基础论,从高管团队及其成员的领导权来源视角出发,探究高管团队领导权配置对于中小企业战略柔性形成的根源性作用。     

论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情势变更原则

由于我国现行《合同法》没有确立情势变更原则,造成明显的法律漏洞,给司法实务留下了一个难题。为此,本文根据合同法理论,主要阐述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情势变更原则的效力,以及在实际中与相关的一些概念的区别,并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适用《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来解决因情势变更引起的合同纠纷,为法院或仲裁机构处理相关合同纠纷提出参考意见。     

公诉事实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诉事实是构成犯罪的特定事实,是具体的、历史的事实,是检察官为请求刑罚权发生而主张的事实。公诉事实的效力范围是对法院的约束范围,公诉事实的效力及于同一自然事实的整体,公诉事实的变更必须在公诉事实同一的范围之内,并且必须经过严格的变更程序。本文在介绍大陆法系公诉事实制度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当借鉴该制度以保护被告人的防御权利。     

高管团队异质性、行业背景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元分析

为解决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争论,将企业创新绩效分为创新过程绩效与创新产出绩效两个维度,对32篇相关研究文献的35个独立样本进行元分析,同时探索行业背景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不同维度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职业背景及任期异质性对过程绩效有积极影响;性别异质性与过程绩效之间存在显著负向关系;专业背景及年龄异质性与产出绩效有着正向关系;教育水平异质性未被证实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进一步检验行业背景调节作用时发现,除却对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外,在高管团队年龄、职业背景、性别、专业背景以及任期异质性主效应模型中的调节效应均显著。     

西方哲学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的现代转型有着原则区别,但都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性超越。这两种变更各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又处于同一社会历史时代。历史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了19世纪是西方哲学酝酿并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世纪。这种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是在这一基本趋势下发生的,因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必然相通,即存在共同之处,但它们又是在不同的阶级背景下发生的:西方近现代历史时代变更的基本背景,决定了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变更的基本趋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西方社会变更的不同要求,决定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哲学转型具有不同方向。     

论刑事公诉程序之完善

设立公诉权司法审查机制、建立证据展示制度、适度引入“辩诉交易”、实行公诉人当事人化、建立公诉变更制度、适当限制庭审案件的补充侦查是完善公诉程序的可行性对策。     

高管激励、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质量

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和高管权力激励均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独立董事在高管薪酬激励、高管股权激励、高管权力激励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必须重视高管显性激励和隐性激励,确保独立董事各个职能的有效履行,利用好独立董事为企业搭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及长远发展。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必要性再探讨

一方面,抛开法解释论的框架,无论是从审查强度、审判范围还是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对重作判决与撤销判决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都可以对重作判决的"附属"地位提出有力的质疑;另一方面,其又与变更判决、履行判决的功能重叠、分野不清,重作判决的"独立"地位岌岌可危。重作判决的性质归属难题辅之以实践中其被不同程度解构的事实,导致其必要性进一步弱化。而站在优化行政诉讼判决结构的高度,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完善重作判决乃是必由之路。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解构与续造:法院变更罪名的实践困境与完善维度——以C市Y法院近5年司法实践为研究范式

变更罪名制度的完善有利于保障控辩双方充分行使控辩权和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司法.然而,当前法院审理变更罪名案件存在适用面窄、程序保障不足、审判质效不佳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受到适用前提不明、程序规定不够细化、考核指标不够科学的影响.法院变更罪名应以没有超出检方指控的范围为前提.除辩护方辩护罪名与变更罪名一致时外,法院应及时书面告知控辩双方变更罪名的情况及理由.同时,应取消对变更罪名的抗、上诉指标和发改指标的考核,并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