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间信仰的窥探——以潮汕传统建筑工艺嵌瓷为视角

嵌瓷是潮汕地区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为潮汕所特有。在潮汕这块中原文化和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土地上,嵌瓷作为一种匠心独运的装饰工艺在美化建筑的同时,也表达了潮汕民众丰富的民间信仰。它既有体现中原信仰的一面,也有体现本土信仰的一面。而不同类型的建筑的嵌瓷装饰所蕴含的民间信仰也存在着差异。     

唐代小说中的民间信仰

唐代民间信仰中的鬼魂信仰承载并推动了具有重情特色唐小说发展的步伐,唐代"鬼故事"借鬼魂信仰之外壳,着重表现了唐代青年人不被接受的爱情,具有时代进步色彩;唐代精怪信仰故事延续魏晋以来精怪故事模式,因富有谐趣精神在唐小说中自成门类,并成为精怪小说的一种传统模式加以延续.神灵信仰作为权力的代表在唐小说中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是神灵的权力在世俗信仰世界的不断下降,一是人性化色彩逐渐加深,而后者正是唐小说最根本的风格和特色所在.     

鄱阳湖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探析

鄱阳湖古渔村管驿前渔史较早,渔民以水神信仰为主,村里的晏公庙历六百余年,庙内水神众多,有晏公,有萧公,有金龙四大王,有定江王,有杨泗将军等,晏公庙是鄱阳湖众水神的集合,晏公庙会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人、水、鱼之间的和谐相处,渔民水神信仰与晏公庙会具有禳灾护民、稳定社会秩序、繁荣地方经济等主要社会功能,同时,映射出鄱阳湖水上社会群体——渔民的内心世界与精神渴求。     

改土归流与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嬗变——以土家族为例

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间信仰上主要体现为信仰神团系统、祭祀仪式、祭祀用品的变化,并导致传统神职人员的社会功能弱化和社会地位的下降.     

水神信仰下的干旱认知研究——基于大理海东的个案分析

对灾难的界定必须基于当地社会对于灾难的认知,不同的群体面对相同的自然灾害会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方式,这也导致了不同的灾难叙述及其应对机制的出现.文章通过对大理海东的田野材料分析,试图呈现当地对于干旱现象所特有的解释方式和认知图景.海东地区对于干旱的认知唯有置于水观念以及水神信仰之下才能得以理解,而这套关乎水与水神的认知体系赋予了当地社会面对变迁的能动性,使其在经历了引洱入宾工程的冲击以及提灌技术的引进之后,传统的信仰与社会依然存续.     

《兔子跑吧》中哈里的信仰探寻之路

在精神支柱缺失的背景下,通过分析《兔子跑吧》中哈里探寻其信仰的过程——受到信仰挑战,被引向怀疑上帝,最后否认上帝存在,得出在信仰缺乏的年代人们往往是得不到上帝的指引和帮助的;上帝只是一个乌托邦;即使是探寻的尝试也会以失败的形式告终。     

明清江南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日常生活:以苏松为例

在明清时代的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的展开与多个群体密切相关,其中地方巫祝是信仰活动得以展开的核心群体,会首、衙役等群体则是信仰活动的具体组织与参与者之一,而不同阶层的女性在推动民间信仰活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间信仰活动的开展不仅仅关乎信仰层面,同时也是一些群体借以谋生的途径,这应该是其屡禁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倪维思眼中的中国人的信仰

在华生活了四十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LivingstonNevius．1829—1893）在其著作《中国和中国人》中所说的，若无真正的信仰，“中国人道德的沦丧和灵魂的堕落终将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倪维思的话有些极端，但他的思想还是值得仔细剖析的，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长期以来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所形成的复杂形象（尽管这些形象中国人自己可能不认同）。     

再生信仰与西王母神话——杜丽娘、柳梦梅爱情的神话原型及《牡丹亭》主题再探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提到"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日本学者小南一郎采用了民俗学、神话学等方法,揭示出以上三个故事共同存在的再生信仰.本文循着这一思路,尝试对<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柳梦梅的爱情重新进行诠释,还原其背后蕴含的神话原型及巫傩意味,并对<牡丹亭>主题作进一步探讨.     

杜甫的佛家信仰

早年的求仕不得、任官、被贬、弃官和后半生的漂泊中国西南,体弱多病,经历重重磨难,遂产生一种深沉的寂寞感。杜甫不仅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濡染,晚年对佛教教义与真理也颇为认同,在学习体会之后才发现佛理的高深玄妙。一个人的信仰是整个人生命的一部分,不应被分割,杜甫的儒、佛思想并不妨害其在文学史与诗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