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碑刻文献的巨著,文史研究的宝藏——《汉魏六朝碑刻校注》评介

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的重点科研项目成果(教古字[2000]191号)、毛远明先生校注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于2008年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全书11册(第11册为碑刻目录索引),精装8开本.     

汉魏六朝的珍贵语音资料 --"声辞合写"乐府诗

沈约《宋书·乐志》收录了一些汉魏六朝时期的“声辞合写”的乐府古辞。所谓“声辞合写”就是将歌词与虚词(有声无义)以及音乐、舞蹈术语一起记录。原本是歌词用大字书写,“声辞”用小字书写;后来大小字不分,因此,无法解读,遂成千古之谜。另外,乐工在抄录时用了若干音同、音近的别字。现在这些乐府古辞大体上已经被解读出来,这就为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语音资料。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魏晋风度与闲适文化

魏晋风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为闲适文化之流。在时势的乱局中,魏晋士族文人呈现出的闲适状态和在闲适中表现出的精神怀抱和文化格调,建立了中国文人闲适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为中国文人的闲适精神和闲适生活方式,开启了一片重要的天地。     

魏晋六朝用典论及沈约“三易”说的批评史意义

魏晋六朝时期,诗文用典风气浓厚.流风所致,隶事炫博,乖离表达需要,渐成诗文蠹病.沈约提出“用典从易”“不使人觉”的观点,其诗文中之佳作,能融化典故,浑然一体,对南朝用典论及其实践,起到较大促进作用,具有重要的批评史意义.     

宏通 深微 创新——萧晓阳《湖湘诗派研究》读札

湖湘诗派，又称汉魏六朝诗派，是活跃于中国近代诗坛百年之久的一大诗歌流派，名冠近代众多诗派之首。作为此派领袖人物的王阊运，学界似乎一边倒地评价其诗是，以“杂凑摹仿”为能事，脱离现实，没有实际意义。陈衍堪称此类言论之代表，其云：“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     

高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侯健：为官要重“三德”

六朝古都南京．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古往今来．涌现出一批批政绩卓著、深受爱戴的清官。《南京历史上的清官》一书汇集了134位任职南京和南京籍的清官、廉吏、能臣的勤廉故事，集中展现了他们“清、慎、明、勤、能”的精神，以及共有的清正廉明、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操。     

《六朝事迹编类》校补

<六朝事迹编类>是南宋张敦颐所撰著作,记载了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兼具重要史料价值与辑佚价值.关于<六朝事迹编类>的整理与研究,代表作有王进珊点校本、张忱石点校本和王能伟点校本三种,各校本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校点工作方面仍然需要精益求精,需要继续校勘与整理.     

越南地名中的古代遗痕

带有先秦至五代初地名遗痕的越南地名,全部分布于今越南顺化以北,而以红河流域为主,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汉唐帝国的南至以及在越南实行管理的中心地域;反映了汉唐行政制度影响的持久,同时也反映汉唐行政文化在近代越南的淡出;此类地名中存在无意识或有意识指射情况,甚至还出现位置互倒现象;此类地名古今发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今越南语言演变趋势;此类地名除了沿用古代政区名称外,就是取自英雄人物姓名,自然物地名流传至今者较少,比较单调,且英雄人物多处重复命名,从而降低了特定地点的纪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