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话与融合层面探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特质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亮点,此时期洛阳是文化交流重地,士人是文化交流的主体,遣使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名士化僧人则为文学审美增添了别样风神。庾信与颜之推对南北朝文学批评对话与融合贡献卓越。庾信在文学创作中体现了文学批评的"诗可以怨"等,颜之推则形成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观,如主张南北文风对话、交流与调和,强调文学是政教功能和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的完美融合等。这些都从对话与融合层面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特质。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试经考略

文章利用敦煌资料与传世典籍互相借重,对敦煌试经活动的主办者与参加者、试经活动的程序、所试经的内容和数量、试经活动的实际执行情况等问题作了一些考证。研究表明：敦煌的试经活动与内地的试经制度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渊源关系,也有着很大意义上的不同。而这种区别是主要的,它体现了敦煌佛教的特殊性。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     

渤海封氏——中国律学世家的绝响

河北景县古称"渤海蓧县",封氏世代以此为郡望,至南北朝时期,博通经史、尤精法律的封氏家族,成为北朝最负盛名的律学世家.封氏子弟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以他们的家传律学影响着北朝法制建设的走向,为中国儒法合流、礼法结合的法律体系定型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两汉以来律学世家的传承者,至此也成为最后的绝响.     

《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主旨辨析

<诗经·魏风·十亩之间>的主旨,迄今主要有"刺时"、"归隐"、"采桑"和"情歌"等四种观点.经考察<十亩之间>的字词含义及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得出结论:此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吻,抒写了他与妻子共同归隐于桑园的愿望,表达了一种人生选择一归隐,远离十亩之外那喧嚣的世界,回归十亩之内这宁静的精神家园.     

《洛阳伽蓝记》的美学史价值

《洛阳伽蓝记》是研究北朝美学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写景文,它是城市文学丘墟审美的经典;作为美学史料,它对北魏时期民族与文化大融合背景下城市、艺术与文化等维度的多元审美观念融合有着充分的展现,进而在整体上呈现了北魏洛都的生存状态。但因城市审美研究视角的阙如,《洛阳伽蓝记》在城市丘墟审美类型与城市美学史中的价值被遮蔽;因美学理论史研究范式强调美学史料具有相当的理论品格,它由于自身不属于理论著述而没有被纳入中国美学理论史的研究视域。可这并不意味着对《洛阳伽蓝记》美学史价值的否定,若从城市美学史考察,便会呈现它凸显城市丘墟审美类型的价值;若从审美观念史研究范式重新提问,便会呈现它对研究北朝审美观念融合的美学史料价值。     

从历史传说到历史传奇：重新认识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研究,只能依赖《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少数汉代以后的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对早期蜀国历史的记载内容较为简略,对有些人和事语焉不详,甚至还带有若干神话传说色彩,因而后世研究者多对这些文献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文献所载非信史,只是历史传说。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以今成都城区为中心半径约30公里的范围内相继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其中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十二桥遗址、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等多个考古新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迷雾,使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重现于世,成都历史由传说变为传奇。成都系列考古新发现印证了《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所记载早蜀历史具有可信性。     

南朝与北朝的文学对话及其文学观念构建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观念在时代的分裂与融合中得以调整与拓展,其文学对话与交流,既在传统的诗骚精神影响下开展,又在取长补短的交流中进行,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学强大的新陈代谢功能与包容万物的气度。庾信、王褒、温子升等人在南北文学对话及其文论观念构建中功绩卓越。庾信的文论,以自己的身世之感激活了儒学中的人文精神,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与"发愤著书"的文论精神进行拓展。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对话与交流奠定了大唐帝国恢宏博大、多元并存的文学基础,沾溉后世。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