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     

试论隋唐时期《论语》学衰落的原因

隋唐时期,《论语》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较前代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在统一经学的旗帜下,统治者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鼓励诵读的科举制度以及以古为上的学术观念,限制了经学的发展空间;崇道尊佛政策的实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儒家经学的地位。如此的学术观念,如此的考试制度,如此的宗教政策,奢望儒家学术有大的创新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经学衰落了,《论语》学也衰落了。     

渤海封氏——中国律学世家的绝响

河北景县古称"渤海蓧县",封氏世代以此为郡望,至南北朝时期,博通经史、尤精法律的封氏家族,成为北朝最负盛名的律学世家.封氏子弟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以他们的家传律学影响着北朝法制建设的走向,为中国儒法合流、礼法结合的法律体系定型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两汉以来律学世家的传承者,至此也成为最后的绝响.     

《诗经·魏风·十亩之间》主旨辨析

<诗经·魏风·十亩之间>的主旨,迄今主要有"刺时"、"归隐"、"采桑"和"情歌"等四种观点.经考察<十亩之间>的字词含义及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得出结论:此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吻,抒写了他与妻子共同归隐于桑园的愿望,表达了一种人生选择一归隐,远离十亩之外那喧嚣的世界,回归十亩之内这宁静的精神家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数量问题及伦理对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问题丛生。其中,人口整体数量和国家所能控制的劳动人口数量不足的问题最为突出。为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统治集团高度重视人口数量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伦理对策,主要有：“善政”伦理原则、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社会利益伦理原则、生存条件优先原则和国家功利主义原则等。这些对策有的不仅在实施过程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口思想的内容。     

隋唐长安中亚人考索

隋唐的京师长安,各族荟萃,且胡风盛行,这自然与胡人的大量入徙有关,其中中亚诸国人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们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在长安这个大都市中,构成了隋唐长安社会结构中一个广大的胡人集团,同时也给当时长安社会生活等方面带来不小的影响.这些人广泛活跃于长安各阶层之间,为官作将、吟唱弹弄、经商兴贩、讲经布法,构成当时长安社会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魏晋南北朝童谣的传播学解读

童谣本质上是一种传播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显性传播者的儿童被作为隐性传播者的成人利用成为童谣传播的主体与受众,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此阶段童谣多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而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亦决定了该时期的隐性传播者为保全自我和达致预期效果而刻意采用双关语、比兴、谐音、拆字等诸多传播语言与技巧。     

从魏晋南北朝执手礼看礼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执手是中国礼文化中众多礼仪行为的一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执手礼,既有对前代历史的继承,又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继承和更新,主要表现在所反映的情感意向和所作用的社会人际关系诸方面。与先秦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的执手礼更具时代特色。其植根社会的深入程度是以前历史无法比拟的,所反映的情感意向更加丰富,所涉及的人际关系背景更加多种多样。表达友善情感的功能、人们赋予手的美好特质、习俗的稳定性、礼仪制度的保护推动是执手礼得以传承的四个因素。四个因素中,第一个和第四个既决定着执手礼的传承,也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影响着执手礼的更新。     

《洛阳伽蓝记》的美学史价值

《洛阳伽蓝记》是研究北朝美学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写景文,它是城市文学丘墟审美的经典;作为美学史料,它对北魏时期民族与文化大融合背景下城市、艺术与文化等维度的多元审美观念融合有着充分的展现,进而在整体上呈现了北魏洛都的生存状态。但因城市审美研究视角的阙如,《洛阳伽蓝记》在城市丘墟审美类型与城市美学史中的价值被遮蔽;因美学理论史研究范式强调美学史料具有相当的理论品格,它由于自身不属于理论著述而没有被纳入中国美学理论史的研究视域。可这并不意味着对《洛阳伽蓝记》美学史价值的否定,若从城市美学史考察,便会呈现它凸显城市丘墟审美类型的价值;若从审美观念史研究范式重新提问,便会呈现它对研究北朝审美观念融合的美学史料价值。     

南朝与北朝的文学对话及其文学观念构建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观念在时代的分裂与融合中得以调整与拓展,其文学对话与交流,既在传统的诗骚精神影响下开展,又在取长补短的交流中进行,展现着中国传统文学强大的新陈代谢功能与包容万物的气度。庾信、王褒、温子升等人在南北文学对话及其文论观念构建中功绩卓越。庾信的文论,以自己的身世之感激活了儒学中的人文精神,对中国古代"诗可以怨"与"发愤著书"的文论精神进行拓展。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对话与交流奠定了大唐帝国恢宏博大、多元并存的文学基础,沾溉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