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狄更斯笔下的火车形象

狄更斯和郁达夫都曾在作品中留下对火车的情感和记忆,并且运用了相似的写作手法。他们都非常用心地描绘车窗外不断流动变化的风景,认为这种新的经验不但影响或左右了乘客的心境,也彰显了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差异;他们都感到火车与死亡和魔鬼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关联。但亲历脱轨事故之后的不同反应体现出火车在两人的心目中和作品中占据着非常不同的地位和价值。从对火车这种物质性因素的重视程度来说,二者可以分别作为中西表现方式的代表,一个是再现,一个是表现。     

高邮王氏父子的历史语言观和系统语言观

高邮的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是我国古代语言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在文字、语义、语音、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先进的语言学思想密切相关。对王氏父子的语言学思想,尤其是语言观进行梳理,有助于总结我国传统语言学术思想,指导今天的语言研究实践。     

霍韬父子与澳门

在对待葡萄牙人问题上,霍韬父子对澳门政策的形成作用重大,但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与研究,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霍韬出于政本、“成宪”的考虑,力主驱逐,其子霍与瑕却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县治”。霍氏父子对待澳葡的态度虽然截然不同,但其主导思想却是一致的:恩威并重,妥善安置、解决澳门葡人问题,为我所用,避免其成为边患和宫廷政治角逐的导火线。他们父子对葡人态度的变化,足以说明早期中葡关系的发展变化及朱明朝廷对澳政策的调整过程。     

父子之战

我对我儿子最早的惩罚是提高自己的声音,那时他还不满两岁,当他意识到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喊叫时,他就明白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了,于是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仔细观察着我进一步的行为。     

别惹我父亲

又是月中,我风雨无阻地去监狱探视他,尽管走之前,我已经将自己拾掇得非常整洁,可是,他一看到我,还是劈头盖脸地批评:"头发多长时间没剪了?一个连自己都打理不明白的人,能成什么大事!"尽管坐在他面前的我已经是一家拥有300多人的企业的头儿了,但他总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从反抗、习惯到最后的折服,我们父子之间的战争代价深重。     

论曹氏父子乐府观之形成

以曹操为代表的曹氏三父子之乐府诗,是乐府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父子三人的乐府观,因各自经历的不同而各异。曹操的乐府观,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追慕王权而雅好"四品乐",二是力主"依前曲作新歌"。以魏国的"四品乐"替代东汉的"四品乐",为曹丕乐府观的核心之所在。由于"立嫡之争"的失败,远"魏曲"而近"杂曲",则成为曹植乐府观最为本质的内核。     

论志贺直哉作品中的“母亲主题”

志贺直哉少年失恃,亡母阿银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不朽的形象。《去网走》、《母亲的殂谢与新母亲》、《白线》、《生母的信》等作品,都涉及了志贺直哉创作中的“母亲主题”。志贺直哉的青年时代与父亲时常发生冲突,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尖锐的紧张感,而在他记忆中苏醒过来的母亲形象,会将他从这种紧张感中解放出来。志贺直哉的整个文学生涯中,或强或弱地受到亡母阿银的影响。同时,志贺直哉也客观意识到,当年对亡母阿银薄情,并非仅有父亲志贺直温,也包括作为儿子的自己。“母亲主题”在志贺的巨著《暗夜行路》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从而浓化了志贺直哉作品的亲情内涵。     

信有师生同父子

1933年,启功21岁,笔下的书画文章已有佼佼之色。祖父的老世交、藏书家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意在为启功找一个工作。傅增湘回来后,高兴地告诉启功：＂陈校长说你写作俱佳,对你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     

从“父子相隐”、“以直报怨”之“直”管窥孔子中庸之道

＂直＂在孔子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孔子所论之＂直＂不仅是其所崇尚的一种正直、公正、胸怀坦荡的美好人格的体现,更是孔子在春秋末期社会变革中思想矛盾状况的反映,是其＂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笔者通过对《论语》中＂直＂这一概念的探讨以及通过对《论语·子路》...     

论佛教之“罪”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罪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也是中国古代刑法史的主题之一。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差异,佛教之罪与中国古代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主要体现在伦理价值、功能取向以及惩罚方式等方面,这些差异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吸收和排斥的基础。中国古代法律对佛教之罪的吸收区分普世性与特殊性,并分别对应普遍民众与佛教徒,权力配置、根本性伦理规范则构成这种吸收的限度。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法律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具有很强的模式选择性和包容的有限性,中华法系的一个动态特征可概括为礼法一体的总体趋势,异域文明的有限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