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张谷英村落体系空间结构历史变迁初探

对张谷英村落体系的空间结构变迁过程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和利用张谷英村落遗产价值.根据实地调研与张氏族谱资料,我们发现张谷英村落发展变迁历程可分为村落肇始、龙形村落阶段、双核心村落体系阶段等三个阶段;元明清之际的人口迁移、历史时期张谷英村落地理环境、内化的宗族观念与风水思想等是张谷英村落体系变迁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的着力点在于张谷英村落的人地关系,在传统农耕时代的人地关系中,"人"是通过宗族组织起来的人,即张氏宗族:"地"即为张氏宗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土地的占有与利用是人地关系矛盾的焦点,传统农耕时期的村落活动半径决定张谷英村落必然由集中走向分散.最终形成双核心村落体系.     

明清徽州的社会慈善救济义举

古往今来,任何时代,在大多情形下,对于社会慈善以及救济方面的民生保障都会有各显不同的一套社会机制。人们平日维生会遇到众多难题,贫病之人难于度日,即使一般人家遇上灾荒、瘟疫,都将困顿不堪,如何应对？传统的方法是地方政府（更多的是宗族组织）倡设义仓、置办义庄（义田）,在灾荒或青黄不接之时低价出售仓粮。宋代以降,社会上出现了养济院、育婴堂之类的组织,收养孤老和弃婴,到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善堂增多。徽州的社会慈善以及救济保障义举就很普遍,它们属于传统的乡村范式,带有浓烈的宗法社会色彩。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宗族与墟市关系的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宗族具有控制和影响基层社会的功能 ,其深深地介入地方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中 ,发挥着重要的控制与支配作用。宗族通过对农村墟市的控制 ,达到对地方政治经济的控制 ,并在地方文化创造及有关活动中发挥着影响。通过对宗族与墟市关系的探讨 ,有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认识     

汉唐间宗族关系略论

汉唐时代盛行五世为界的小宗宗法,但五服之外,以宗族为单位的、各宗族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扩展,这种联系既有同宗诸宗族间的联系,又有姻亲宗族之间的联系,还有异姓别宗之间诸宗族的联系。宗族间的联系既有合作,又有矛盾与冲突,甚至还伴随着时而可见的血族复仇。     

瀛洲章氏宗族若干史实探讨

2006年春至2008年夏,我和几位乡友在编撰新版《瀛洲章氏宗谱》前后,陆续收集了一批关于绩溪县瀛洲村章氏宗族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经过几百年的烽烟战火和政治运动的洗劫,能够得以保全至今,显得格外珍贵。     

农村宗族械斗与建设和谐农村问题研究——以江西农村为个案

农村宗族械斗是农村社会机体的一个毒瘤,它与当今社会和谐发展的主题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防范和化解农村宗族械斗的治本之策是要正确引导和规范宗族组织活动,疏通追求正当利益的渠道,完善农民正当权益保护机制,引导人们用合法手段追求利益和解决纠纷,以大大降低社会运行中的摩擦成本,这对构建和谐农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