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研究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反思

新时期华南宗族研究的主要取径有三,即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人类学取径和历史人类学的取径。前者主要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深刻影响,鲜明地表现于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人类学的宗族研究,接续了20世纪上半期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注重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探讨,并形成重视地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论述、引入社会史的方法,将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和历时性的社会变迁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南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与区域社会史相互交融、渗透,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这一取径是在充分总结前两者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层面对之所作的更为自觉的推进。新时期中国华南宗族研究受到的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主要来自弗里德曼的华南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以及年鉴学派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因而特别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结合,并在区域研究的视野下探讨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由此,便形成了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纵观此期的华南宗族研究,明显地形成两个基本趋势: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方法逐渐汇流,进而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二是宗族研究与区域社会研究的互动,注重区域社会内部普同性和差异性的探讨。而这两个趋势也同样体现在华北、江南、徽州等区域社会的研究当中,并成为区域社会研究发展的主流趋势。     

从“结社祭祀”到“醵金营利”——明代徽州祭祀型会社的发展演变

明代是徽州祭祀型会社从祀神组织转变为小型营利组织的关键时期。明前期，在族社崛起的过程中，祭祀型会社承袭了里社的轮流值首制，这使得各会众地位更加平等，为日后祭祀型会社能够平等地按股分配收益奠定了组织基础。明中期，祭祀任务日益繁重，宗族组建的会社个数随之增多，这促使会社拥有了独立的会产，为其参与营利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货币白银化和金融市场供小于求的外部环境，也有利于会社参与民间借贷。在宗族乡约化的过程中，领导层的权威和会众的积极性都得到了提升，促进了会社的稳定运行。明后期，会社优化管理方法和经营手段以保证盈利，有利于其得到民众的认可。     

祖荫竞赛:理解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一个中观机制

基于四川宜宾、江西赣州、河南驻马店三地农村宗族实践的多案例考察,探讨当前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实然状态。研究发现,流动与分化背景下的农村宗族运行呈现出"祖荫竞赛"的实践逻辑。随着农民理性扩张与劳动力价值显化,农民意义世界中的"祖荫想象"出现明显的市场转向;比较与竞争的意识日益嵌入血缘亲情,以"己"为单位纵向历时、横向共时的"祖荫竞争"成为中国农民意义世界竞争的主要内容。在此过程中,承载祖荫符号的"事件"成为当下农村宗族运行的基础载体,"事件团结"机制周期性激活血缘关系网络,为民间信仰公共性再生产创造契机;作为"祖荫竞赛"稳定参与主体的"中坚族人"及影响"中坚族人"规模的本地经济机会,则直接影响着本地宗族秩序与"祖荫竞赛"烈度。随着"祖荫竞赛"的日益普遍化,引导农村宗族正向发展应成为新时代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关注的重点。     

宗族文化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以海南临高“村人”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是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文化纽带。通过对海南临高吴氏宗族文化实践及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机制进行阐释，认为吴氏宗族在祖先崇拜中对博学的尊崇，族谱修订仪式中基于学识的宗族地位和身份确立，宗族教育中基于道德伦理、礼俗互动的宗族惩戒和表彰，以及冼夫人信仰文化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突出展现的是重教兴学、崇德、行善、互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在吴氏宗族文化体系中，宗族成员的祭祀仪式和宗族制度体现出对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维系和互助、共治观念，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驱动力；从古代儒学观念嵌入下的民族交往，到冼夫人信仰体系下地方文化共同体建构，再到临高“村人”文化体系的形成，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地方多元民族文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的外推动力。正是在内外合力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并不断铸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