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及启示

公众共用物起源于古罗马法,其在英美法系国家之英国得到专门化规定。英国公众共用物法律不仅对其共用物进行明确定义,并构建公众共用物进入制度,从法律层面明确公众进入共用物的权利。这种公众进入权不仅是一种法律权利,更是一种习惯权利,是公众共同使用的权利。英国公众共用物进入法律制度启发我国公众共用物法治构建应突破传统私法的规制,在构建使用制度时应符合我国现实需求与法律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取向,有效缓解公众共用物悲剧的发生,保障公众的使用权利。     

论战国楚简从"心"之字与心性之学

穷尽收集<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六册)中的"心"符字,从中择其要者50例,分字形不见于<说文>的从"心"之字、字形见于<说文>而意义不同的从"心"之字以及形扣义同于<说文>而义不行于后世的从"心"之字等三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是,大量从"心"之字在战国楚简中出现应非偶然,也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现象,应当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和社会原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楚简"心一符字的大量出现应与战国时期盛行的心性之学有某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性之学在战国楚地的流行.     

如何回应当前的语言狂欢?

当前我国正处于语言狂欢时期.要想对此作出正确回应,必须首先解决有关语文规范的标准、观念、立场以及指导方针问题.既不应消极看待语言狂欢,也不能以"语言具有自我调节功能"说法为依据而放任自流.一方面,前述说法缺乏理论依据和事实根据;一方面,对于有损精神文明的言语现象,无论怎么看都应当严加管束.     

色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先秦两汉为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以色彩论文学的现象。首先,人们借助器物色彩的礼制规定,说明了文学作品的礼制内涵,引申出了雅与俗、真与假的趣味之别。其次,人们通过器物色彩的铺排顺序和修饰功能,说明修辞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和经典化,其中,以文采传达作者情志是关键,但过分注重文采容易忽视文学的讽谏和社会功能。再者,人们以色彩喻文学,揭示了文学成像的原理。这是因为汉字起源、文章载体和文学目的,往往以器物色彩的图像和视觉形态为重要参照。色彩之喻这一表述方式具有与西方诗学的文本—织物说展开对话的空间。     

李贽的“大人”之学与“快乐”诗学——兼议李贽诗学的“现代性”特质

与传统学界将李贽诗学归之为“童心”说不同,文章从李贽“大人”之学入手,溯源其心性锤炼历程,梳理出“快乐”诗学的特质。对此特质,分别从主体性与价值两个角度探讨：一是独立不惧的“大人”形象的树立;二是平易自然的“化工”风格。李贽有着自觉地追求自由、独立的主体意识,同时在诗学表达上不尚典,不雕琢,不求载道,这与晚清的“诗界革命”、五四的“新诗革命”皆有贯通之处,具有了“现代性”的特质,故对其诗学价值更应放置在传统与现代文学的“长时段”演变中去发掘。     

银川市在沿黄城市带中的功能定位研究

城市定位是根据城市自身条件、竞争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变化来确定城市的空间地位、发展目标及特色。沿黄城市带是宁夏经济发展的核心区,银川市作为沿黄城市带的中心城市,其定位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沿黄城市带的发展。本文运用首位度、城市流等理论从不同层面对银川市在沿黄城市带中的功能定位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的结果,就银川市的发展方向及目标提出相应建议。     

王弼的“自然”说与魏晋自然审美观的发展

王弼的自然说是魏晋玄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自然说不仅有关于自然本质和关于自然道德律的探讨,而且有关于治乱除暴、建立理想社会的分析,涉及到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是王弼自然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它终结了以感应说为核心的汉代自然审美意识,开启了以我为主、主客体相互交融的魏晋自然审美意识。以自然事物为审美对象的时代思潮在魏晋日渐形成,在所有对自然之美的发现中,对人自身之美的发现和课美(审美)成了一种自觉意识。     

论王船山《诗广传》的诗礼乐思想

<诗广传>是船山<诗经>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其中展现了船山哲学、政治、伦理、历史及文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但学界普遍比较关注<诗广传>的历史哲学及其在明末<诗经>文学化倾向背景下的诗情观念,对于<诗广传>所体现的儒家哲学、伦理美学内涵则多有忽略.从诗乐达情、音容之灵、礼乐通神三个方面来考察船山如何创造性地诠释儒家诗、礼、乐思想,可弥补<诗广传>理论诠释的空缺,为理解船山<诗经>学提供某种视角.     

关于金末山东淮海红袄军的若干问题

金末山东淮海地区的红袄军首领多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间反覆变诈,叛降不定,一方面与南宋等三方对红袄军的态度和招降政策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山东淮海一带的汉人在金朝统治下已经百年,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皆已淡漠,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益都世侯李?统领的军队是大蒙古国的地方军;元世祖中统三年发生的李璮叛乱,并非红袄军活动的一部分。贞祐二年火烧孔庙是蒙古兵所为,跟红袄军没有关系,元人明确记载其事,并未隐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