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明笔下乡土小人物生与死的意义

黄春明小说中最为鲜活的是乡土小人物的形象。这些人物的生活状态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坚韧、有尊严地活着 ,这是黄春明所赞扬和尊敬的 ;另一类是昏昏噩噩混日子 ,这是黄春明所否定的。乡土小人物的死 ,有的是以生命抗议工商文化 ,有的是被工商社会的异己力量逼上绝路。黄春明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表达出对台湾社会文化矛盾的思考和批判。     

黄春明小说《放生》浅论

黄春明是台湾当代著名的乡土作家和人民作家,就其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而言,“土地”和“人民”始终是黄春明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与动力。他曾一再强调：“我是绝对地赞成以真挚的人生态度为基础底关心人,关心社会的文学。”因此,他的创作有一种深深吸引人的力量,因为他始终是紧紧贴着土地和人民的心说话,这是他坚持的道德立场。60年代初期,黄春明带着他的处女作《“城仔”落车》正式步入文坛,虽然早期作品中曾受到过现代主义的影响,但这类创作并没有继续下去。从1967年起,随着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生活本质的加深认识,     

根植故土 情系家园——论黄春明小说中的地理书写与文学体验

在台湾文坛,黄春明凭着对故乡的深爱,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把自己的童年经历、生命体验和对故乡的地理书写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出一幅美仑美奂的"宜兰乡土风貌图",既写出故乡的"常",又写出故乡的"变"。该文即从宜兰地理风貌与田园风光、时代变迁的理性观照以及乡土语言的合理运用几个方面,对黄春明小说中凸显出的地域色彩与文学体验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文明的冲突和自我的重建——论黄春明小说的现实意义

黄春明是台湾乡土小说家,他的小说经历了冷遇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发现,”从文化与身份认同的角度解读这种“发现”的内在根源,了解并确证黄春明小说的文化意义。     

论中国新文学中讽刺小说的三种类型——以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为例

讽刺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是个重要的文学类型,在这个文学"门类"中,鲁迅、张天翼和黄春明在各自的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讽刺特点:鲁迅以"冷嘲"著称,张天翼以"热讽"见长,黄春明则以"逗谑"自成一格。从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中讽刺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鲁迅体现的是一个"特例",张天翼代表的是一种"大众化"倾向,而黄春明则成为"个性化"追求的佼佼者。     

渗透着关怀的艺术世界——台北晤黄春明

多年来熟读黄春明的作品,从来也不知道,他在文学以外的艺术世界竟然斑斓如斯。最触动人心的是,他的作品,不论是小说、童话、舞台剧或撕画,都展现了对人、对乡土、对大地、对大自然无比真诚的关怀。     

黄春明初期作品的现代性轨迹管窥（上）

众所周知,台湾作家黄春明一直以来都是以其独具有魅力的,富有台湾作派和泥土风情的乡土小说而闻名于世,他创作的乡土小说至今已有7部被改拍为电影,先后荣获了“金马奖”等海内外大小不等的奖项,可谓是20世纪后半叶台湾当代最著名的、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黄春明小说人物论

台湾作家黄春明小说的人物形象迥异于中国大陆现代文学史上乡土作家们笔下那些苍白、麻木地生存着的人们 ,他写出了恒河沙数般的“小人物”的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黄春明要告诉人们 ,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们并没有失却丰满的人性和灵动运转的思维的智慧 ,他们以人性的完整与丰富挺立成一个个大写的人。黄春明就这样在其人物卑微的生活与丰富的灵魂之间设置了一种张力 ,迫使人们去关注荒草一般生生灭灭而不为人知的弱小者群体     

反“文字台独”无罪——评台南法院制造的一桩冤案

分离主义者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企图利用语言的分裂为推行台独服务.阿扁执政期间又大刮“去中国化”之风,把“台湾人”称为“华人”,又把“华侨”改为“台侨”,教育部门还强令各级学校在语文教学中要把“闻名中外”改为“闻名台外”,这种“文字台独”是不得人心的.黄春明因主张“讲闽南语和爱台湾不是等号关系”和反对台湾作家必须用台文写作而获刑两年.这个判决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无论是原告的大字报还是台南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使用的均是“中国语文”.     

贾平凹、黄春明社会转型题材乡土小说比较论

贾平凹、黄春明分别以自己的故乡为原型,通过想象建构了各自的乡土世界——商州和宜兰。作为直面现实的优秀乡土小说家,他们还敏锐地捕捉到了大陆、台湾社会转型期乡村日常生活的历史新变。处理生活经验和题材的相似为我们比较他们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基础。尽管采用的文体形式不同,乡土观念、创作视角、价值立场也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在各自的创作中积极融入新的乡土经验,反映了转型期农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镜像,表达了对"精神家园何处在"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