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族婚姻观念变化

文章从士庶之间严格的婚姻界限、新旧门户之间的婚姻关系和帝王婚姻关系等三个方面,探讨了魏晋时期随着士族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迅速崛起而在婚姻观念方面发生的明显变化。     

苏轼文化人格价值分析

苏轼的文化人格厚重丰满,内涵复杂,极具价值。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不仅是对苏轼高贵人格的尊重和欣赏,也对当今社会文化人格的建立有一定的启示。     

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

“御选”是清代独有的诗文选现象,御选唐诗与清廷的文治思想以及尊唐思潮密切相关。它以清真雅正的诗风、温柔敦厚的诗教引导社会文化的方向,以唐诗的盛世之音渲染清代治世的清明景象,逐渐消解了文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较好地实现了文治。上有所倡,下必从之,御选唐诗所倡导的诗风也就成为诗坛普遍的崇尚。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才子佳人的延续抑或现代浪漫的开端——论魏子安的《花月痕》

《花月痕》是晚清早期狭邪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对感情的抒写、对主人公命运的阐释、对眼泪与死亡的沉溺都值得我们关注。《花月痕》作为晚清向现代过渡时期的小说,一方面承续了古典传统才子佳人的因素,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飘零的末世时代的文本,本身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而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文本,它又已经与以“五四”为界线的现代意义联系起来。     

《原诗》的艺术主客体关系论

本文拈出《原诗》中的“主客体关系论”作讨论对象,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文学以表现客观事物“理事情”为最高法则;二、“理事情”的把握和传达有赖于作者的“才识胆力”;三、诗歌艺术表现“理事情”的特殊性即在于“幽妙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惚以为情”.     

从捃拾《世说新语》谈《晋书》的文学色彩

唐修《晋书》既赋有史料的翔实,又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晋书》捃拾《世说新语》诸条目,乃不亏实录,有考而采,并且不自觉地遵循了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原则,对于《世说新语》的材料加以均衡、辨析和取舍,并非“忽正典而从小说”,乃是“弃小说而从正典”。作为史传文学的一分子,《晋书》择取与吸收了《世说新语》在人物外在形象、人物个性化描写及人物品藻等方面的特点,不群于以往诸史,也超越了诸旧《晋书》,正因其体制完备、史料详洽、文笔典饬、形象生动等优长,才是唐修《晋书》成书后,诸旧《晋书》逐渐消亡的原因之一。     

苏轼与民间音乐

苏轼自幼热爱音乐,一生与文学艺术结下不解之缘,尤其是把诗歌创作与民间音乐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给自己的作品注入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明代兼主唐宋派的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

韩愈古文与《史记》之比较批评是韩文批评史中一个重要内容。早期关注点较分散,涉文气、文质、天才与穷而后工等议题,具体论较以文体、句法为主。明中期,兼主唐宋派针对独尊秦汉文法式,袭貌遗神之时弊,开始形成以《史记》为衡量,强调神髓、本色的比较自觉。这是接续古文统绪之举,是由唐宋以溯秦汉思潮的产物。既为其重要研究方法,所形成的侧重文统和师法的比较理论,又构成其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     

“不可思议”考辨

“不可思议”是佛家语,指思维和言语所不能达到的微妙境界,也可形容事物无法想象或难以理解。大部分辞书认为此词来自《维摩诘经》。查考相关语料可知,这一习见的成语最早出自东汉安世高《佛说大安般守意经卷》,历史上还出现过“难思议”、“不能思议”、“其不思议”、“可不思议”、“岂不思议”等众多形式。但“不可思议”这一形式因易于口头传诵而被广泛使用。它在表示“思维和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义时,在佛经文献中比较常见;其“不可想象或难以理解”义在现代口语里多用。在词义演变的发展过程中,它由名词性词语转化为形容词性词语,这是由其语义基础和人们的认知心理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