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体系构建的研究与思考——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例

提高教学质量是基础教育教学管理的永恒主题,也是新时期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任务。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可以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构建基础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体系应注重树立正确的教学质量观;关注教学质量监控评估功能的多样性;构建合理的教学质量监控评估指标体系;充分调动教师参与教学质量监控评估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保障支持系统。     

导师制对本科生培养的作用和意义

在高等院校,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一般实行导师制,而本科生的培养采用导师制的比较鲜见。在本科生导师制试点的基础上,重点对导师制在本科生培养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论述导师制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导师制能有效促进当前习惯的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完善;导师制是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好制度。高等学校在本科生培养中有条件广泛实行导师制,应重视推广这一制度。     

物权法定主义与我国的物权法体系之建构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建构的核心基础。我国的物权法体系建构应该立足于充分反映我国特有的国情,同时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物权立法的成功经验和模式。     

国外责任行政的基本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责任理念并非从来就有,是伴随着民主的发展而产生的。西方国家为推行责任行政,进行了制度安排和实践改革,这对我国有着诸多启示。     

论湖北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

党的十六大突出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适应人民群众需要的优秀文化产品。结合湖北省文化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当前深化湖北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如下:第一,加快结构调整,完善国有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改革;第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第三,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重塑文化市场主体;第四,创新文化管理体制;第五,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聘用制下高校组织与教师间心理契约的重构

高校教师聘用制的实施,使得高校组织与教师间的心理契约平衡状态受到了巨大冲击。心理契约自身的特点和高校目前的发展状况都提出了对心理契约进行重构的要求。高校和教师在对心理契约进行重构时应该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遵循有效沟通、公平公正、共同发展三个原则。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两种误读

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讨论,除了重建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的传统理解之外,又冒出了以股份制作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形式,形成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的新的理解。这两种理解都是对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误读。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对于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管理会计变化的制度研究及其理论应用

文章首先回顾了西方管理会计变化研究的结构理论和制度理论,揭示了管理会计稳定性和变化阻力的根源;运用管理会计研究的结构理论和制度理论的框架,对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公司应用ERP的案例进行了剖析。认为管理会计变化的结构理论和制度理论对解释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变化过程及其成败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基于非均一评价的区域生态农业系统聚类研究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生态农业。在已有的区域生态农业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从功能指标和结构指标两个角度构楚了区域生态农业系统评价体系,并根据生态农业系统多投入、多产出的特点,采用非均一评价方法——DEA方法,对我国生态农业系统建设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的结果表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态系统建设水平比较差,区域的非均衡性很突出。根据此评价结果,依据BCC和CCR效率值,将我国的30个地区划分为三类区域进行比较发现:我国生态农业系统建设水平与农业经济发展中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环境发展的非均衡性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因此,对我国生态农业系统建设问题,应该具有相应的外部调控与管理的差异性,不能只采取同一政策同一标准。     

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作用

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临时性失衡,而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分工格局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其得到美国与东亚之间贸易—资金双重循环的支撑,具有长期性与持续性。在这一双重循环中,中国作为部分生产过程的最终聚合地和资金循环的重要中介,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短期内,由于美国“市场提供者”的地位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私人资本对顺差国的产业转移以及“美元体制”的存在,全球经济失衡可以维持,不致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正因为如此,相关政策调整不能仅限于中美之间,需要在全球贸易与金融领域中展开多边磋商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