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几个问题

寻求用法律措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目的上说乃是为了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但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实施这样的办法有很多困难,如果这些困难得不到解决而匆匆制定这样那样的法律,则不但达不到用法律保护之目的,反而破坏了原有的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试图从民族地区的角度来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中应重视的一系列问题。     

论宋元戏剧的脚色反串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戏剧真正形成的历史时期,伴随着脚色体系的建立,出现了脚色反串的有趣现象。这一时期的脚色反串,几乎涉及到有性别之分的所有脚色,而且女演员反串更为普遍,并明显呈现出开放式的姿态,从而有别于宋前演员在歌舞戏、科白戏中的性别反串以及明清时期大盛的“男旦”之风,形成独特的历史艺术风貌。宋元时期在勾栏瓦舍、广场路歧、内廷家乐中出现“脚色反串”有着历史和时代的双重原因。     

我国破产分配的顺位设计

破产分配中的顺位设计关系着具体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可能和程度。破产分配中顺位法定原则是法律的必然选择 ,它保证了破产制度中公平受偿权的实现。然而 ,我国法律规定的顺位 ,使一般破产债权人失去了参加破产程序的兴趣 ,影响了破产法功能的发挥。通过对现行顺位设计的完善 ,保证有担保债权的优先地位 ,限制职工工资和劳保费用的优先受偿 ,取消税收的优先权 ,规定特殊情况下债权及劣后债权的处理 ,是顺应市场经济对破产法要求的选择     

“以德治国”对教育发展的启示

在肯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认为“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英美法的动物致害责任

动物致人损害是一种常见的侵权现象。其行为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必然不同于一般的侵权责任。英美法系国家运用成文法与传统的普通法相结合的二元方法对动物侵权领域进行全面系统的规范,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调整技术上讲都别具一格。文章对英美法上的动物致害责任,主要是危险动物责任,牲畜侵入责任以及动物侵权过失诉讼和妨害诉讼作了介绍与分析评价,并就如何完善我国的动物致害责任提出了建议。     

追步前贤不乏创变--论扬雄赋

扬雄对辞赋创作空间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创立了"都邑"与"逐贫"两种题材系列,其次是兆示了"纪行"赋因地怀古模式的出现;其他题材的赋,作者比肩司马相如、东方朔诸家又有所创变,故在汉赋史上赢得崇高地位.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汉杂居地区传播的现状调查——以贵州赫章、威宁的两个村落为研究个案

基督教在黔西北彝族地区的传播现状出现由“教派林立”走向“合一教会”的趋势;在与民间风俗习惯发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在强调“信仰一体”的同时,灵活地包容了“多元的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