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的法治考量

随着土地生态价值的凸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博弈逐渐引起关注.由于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对生态价值观念的忽视、土地规划中生态价值效应的弱化、生态补偿制度在集体建设用地中的缺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执法监督的缺失、法律责任体系的滞后等原因,导致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维度出现失衡,需要在农村土地法律制度贯彻生态价值观念,加强土地规划中的生态效应,构建生态补偿制度,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并从法律责任体系上进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生态价值的均衡.     

从汉字构造看“三生万物”思想

一般认为“三生万物”是道家思想,其实,早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汉字构形中早就已隐含“三生万物”的意识。通过对有 关汉字的分析说明汉字产生之初即已有此种概念,这对于了解汉字和哲学史均有裨益。     

李东阳佚作12则考释

周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的《李东阳集》为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然犹有未尽。通过使用少为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碑刻、书画等文献资料,辑得李东阳佚作12篇。其中《跋<夏忠靖公集>》对了解《夏忠靖集》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其余佚作对研究李东阳交游、书学观及其诗文系年也颇有帮助。     

从赵均刻本编目体例探窥《玉台新咏》古本之遗

本文对《玉台新咏》赵均刻本的编目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卷首目录的编辑体例包括[作者名＋诗题或诗类名＋总篇数]和[作者名＋总篇数]两种格式,前者属于中古时期习用的体例,具有相当明显的时代性;其正文编目体例包括“题附辞后”和“题置辞前”两种格式,其中“题附辞后”的编目格式以及双重编目格式并存一书的现象至唐以后已属罕见。较之五云溪馆本和冯班抄本,赵均刻本更多的保留了徐陵旧本原始痕迹,当为目前最可靠的覆宋本。     

澳门土地制度改变及其影响与纱纸契合法性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七条规定,澳门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除在澳门特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外,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制度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改变,除了涉及澳门土地所属问题,还涉及澳门特区的成立和基本法的实施对澳门原有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影响。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去年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就观音堂地段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民事诉讼案所作出的裁决:在特区成立前未获依法确认为私有的土地,特区成立后就成为国家所有,也不能通过司法裁判确认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或利用权为私有,无论有关诉讼是在特区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提起的。也就是说,澳门从此再也不会有新的私人业权土地了,连"和平占有"也不能了。土地制度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可从上述观音堂地段的官司反映出来,未来可能还涉及棘手的离岛土地"纱纸契"的法律地位问题。本文以终审法院的有关裁决为例,进而讨论土地制度的改变对于土地"纱纸契"问题的影响。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手机祝福短信与现代人的节日生存状态

本文分析了手机节日祝福短信的娱乐性、“耍贫嘴”现象和机械复制性等文化特征,认为手机节日祝福短信在快速便捷地传递祝福信息的同时,也以虚幻的电子传媒空间代替了情感的直接沟通,以娱乐和搞笑代替了真诚的祝福。手机短信解构了节日的神圣性,对传统的节日生活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使传媒时代的人们变得浮躁和空虚。     

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探析

土地问题是城镇发展建设和城市化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土地使用者的切身利益。通过对当前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的分析,进而提出了一种新的土地使用制度———土地征购制。     

高校新设专业学生思想特点及教育对策分析

高校新设专业的学生相对老专业的学生而言,思想波动性更大,思想状况更复杂,思想负担亦更重.高校新专业班主任工作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以学生为本,深入学生了解情况,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向,做好思想引导工作;要注重与专业教师的联系与交流,提高学生对新专业的认知程度;要加强学习引导,培养专业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高校新设专业的大学生全面健康的成长.     

宋代专门编敕机构——详定编敕所述论

详定编敕所是宋代"以删立法令"为主的一个机构,设立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历经了从详定编敕所到详定敕令所的演变.它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和一定数量的胥吏组成.通过对"宣敕"的删、润、编,进行编敕,并在立法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绩,在宋代立法链条上是散敕上升为一般法律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终端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