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报派及其村治思想

中华报派是民国时期以米迪刚为首、以北京《中华报》为纽带 ,对乡村自治问题较早予以关注并系统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192 4～ 192 5年间 ,它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大力阐扬村治 ,制定了一套以村治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建设方案。虽然它为此奔走呼号未得结果 ,并很快解体了 ,但其与后来村治派、乡建派一脉相承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表现世俗内容的《僮约》与作为宫廷作家的王褒

《僮约》及《责髯奴辞》是汉代赋家王褒入仕之前的作品,在艺术上颇有成就,表现出作者世俗化和诙谐性的创作兴趣。入仕之后,王褒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与此迥异,这与当时宫廷的政治需要和审美趣味有关。     

余华的“转型”与“祖先”哲学

就余华“转型”后的生存哲学而言,与其说余华是向“父辈”的认同,不如说是向“祖辈”的回归。《祖先》以其独特的“子辈一父辈一祖辈”的三重结构表达了余华“否定欲望”的“祖先”哲学,这种哲学渗透在其“转型”后的小说中。余华对现代欲望社会的忧虑与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思考是相似的。     

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民本思想

元末明初思想家、政治家刘基目睹元末社会动荡不安,官贪吏污,加之自己仕途坎坷,写下了感时之作《郁离子》。这本哲学著作发展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爱民、养民、德治、用贤的治国主张,对后世治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王渔洋的《题辞》与余秋室的佳《序》——谈《聊斋志异》的“独创性原则”

渔洋老人为《聊斋志异》的《题词》,揭示了作品的"总体特征"。百年之后,余秋室之佳《序》,有如《题词》之注脚,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发挥了《题词》的思想,指出了《聊斋志异》何以"厌作人间语"爱听鬼唱时"。而这一点,作为《聊斋志异》的思想与艺术的"总体特征",正体现着文学的"独创性原则"。     

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与张忠培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他们的争论成为反思中的焦点.分析两位先生的观点及研究论文后,可以发现他们的实际取向相近或可互补.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地联合,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两种主张以对立的面貌出现有其学术史上的原因.曾为一代学者所熟练运用的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反成为现今学者的未来目标,提示出学科设置乃至社会思潮等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这些均是造成上世纪末考古学反思中产生分歧的因素,且对理解中国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相当重要.     

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鄞县鲍家、郁家与初创时的商务印书馆

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为促进民族觉醒、提高国民素质、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在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过程中出力甚多,在7位创办发起人中,鄞县鲍氏和郁氏家族占5位,即鲍咸恩、鲍咸昌（郁厚坤姐夫）、郁厚坤和鲍咸昌的2位妹夫夏瑞芳、张桂华,他们为该馆的创立和发展做出许多重要贡献。     

论郁达夫与马拉默德短篇小说中的苦难言说

描写民族苦难以及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的困厄和艰辛，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中国作家和犹太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文章选取了中国作家郁达夫和美国犹太作家马拉默德最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品进行分析，主要关注了他们对苦难的表述和言说的方式、角度，以及对超越苦难所做的不同尝试。郁达夫着力表达的是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青年人的苦闷，马拉默德关注的是作为生命之常态的苦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中国近现代大多数作家都抄“救亡图强”的近道去解生之苦难时，反观同时代的犹太作家们对苦难的表达，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图式和角度。     

宝鸡天水联合发展旅游可行性分析及对策

宝鸡、天水联合发展旅游，以此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可行性。《关中一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为双方合作提供了难得机遇；宝天高速公路开通为交流合作创造了便利条件；共同发展旅游的愿望成为合作的坚实基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两地合作的前提和关键。宝鸡、天水联合发展旅游，应从整合资源，拟定精品旅游线路；加大宣传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加强人才资源开发等方面入手。